“去年此时还在牛津的咖啡馆和师弟讨论哲学，半年后就深入祖国大西北乡村禁烧秸秆，恍如隔世。”“有时基层干部会跟我说，‘博士，用你的海洋气候理论帮咱调解一下村里的土地纠纷’”……
在宁夏，一群选调生卸下一流学府的光环，抛却繁华都市和高额薪水，扑向乡村泥土。这群激活基层工作的“鲶鱼”，在田埂上、炕头前、百姓中书写着自己的青春答卷。
将家国情怀落到实处
宁夏是人才引进“洼地”。2013年起，自治区党委着眼于经济建设和干部队伍长远发展新需要，每年有计划地从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选调一批优秀应届毕业生充实到基层。
北大硕士虎彬彬2017年毕业时有几份工作待选，但最终选择回家乡当选调生，目前任青铜峡市青铜峡镇妇联主席、团委副书记。“用大学所学回报家乡，就是将理想主义、家国情怀落到实处。”这名90后说。
虎彬彬说，来之前做过心理准备，但真正来了，才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挺大，回家难打车、入户宣传政策不被理解、身边年龄大的同事甚至不会用电脑……她曾无数次问自己，到乡镇做一名选调生到底为了什么?但随着一件件工作的完成，她慢慢融入基层，得到群众认同。
做过北大博士后的马仲武，2015年选调到石嘴山市平罗县最偏远的红崖子乡。在高校他主要从事全球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研究，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来到乡镇，他每天操心的是村民脱贫、土地纠纷、邻里矛盾。“每一项工作都直接改变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改变看得见摸得着，我很享受这种成就感。”
老家在山东的北大博士生张旭说，毕业时他有机会去东部省份，但选择西部这样的“人才洼地”，自己发挥、成长的空间更大。
为解决选调生“不缺学历缺经历”“不缺思想缺方法”的状况，今年开始，宁夏要求所有选调生须先到村任职2年，期间不得借调或交流到上级机关。
青铜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学华说，他们一方面建立联合党支部、指定部门和乡镇领导共同帮带，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工作上的困惑和问题;另一方面有意识让选调生参加重点难点工作。“年轻人只有经过淬火成钢的经历，才能很好地成长起来。”
“鲶鱼效应”激活基层
截至2018年，宁夏共招录选调生652名，有效改善了干部队伍年龄和学历结构。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给干事状态带来改观。
清华大学选调生马鹏斐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担任副乡长。在拆迁安置工作中，他提出用信息化方式代替传统分房方式，并且自己开发了一套分房软件，在信息录入、电脑摇号、公示公开等环节进行全过程管理，分房的每个细节和步骤都可通过投影仪实时显示。
“以前拆迁安置矛盾纠纷多，农户顾虑多，我开发的这个软件用电脑摇号，分房各环节实现全过程监督，有效降低了信访投诉率。”马鹏斐说。
在基层，晋升靠资历、办事靠熟人的情况时有发生。选调生来到基层后，给原有政治生态带来“鲶鱼效应”。马仲武在2017年的环保攻坚战中敢担当、善作为，强力关停一批散乱污企业。他说：“当地一些干部与企业间或多或少存在关联。我谁也不认识，依法依规办事即可。”
一怕被不良“小圈子”同化，二怕被磨去锐气
在基层，选调生也有自己的“小烦恼”。他们一怕自己没有成为“鲶鱼”，反而被不良“小圈子”同化;二怕锐气在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被消磨殆尽。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对已入职的选调生而言，存在两个明显的心理波动期。一个是刚入职的半年左右“适应期”。宁夏大学2013级选调生喻文远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西吉县吉强镇担任科员。“刚来时看着一座又一座荒凉的大山，心都凉了。后来慢慢适应了，安下心来，踏实干事。”她说。
另一个是工作四五年后的“疲倦期”。部分选调生长期在基层跑腿、写材料，陷入“怀才不遇”、进退不定的思想状态。
在基层将近5年的丁乐，是一名北大本科毕业生，仍担任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党政办的秘书。“当初来时也是满腔热情，但看着同一年来的其他选调生因学历高享受到更好的人才政策，内心多少受些影响。”丁乐说，尽管自己并没有懈怠，但还是因为没有提拔而受到外界质疑。
受访选调生期待，组织部门和用人单位进一步完善关心关爱机制，在选调生参加工作初期加强心理干预，尽量协调解决选调生一些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度过关键期。同时，加大选调生多岗位锻炼力度，让选调生既能“沉得下去”也能“成长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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