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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新时期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委托新华社主办的、面向基层读者的党刊，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自考办指定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政参考读物，被誉为“中华第一刊”。《半月谈》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必备的阅读 学习刊物之一，也是公务员考试必备的时政资料和申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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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月谈（第18期）（精选）
半月评论：向共和国建设者致敬
68年，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68年，一个国家创造了从积贫积弱到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奇迹。又到一年国庆时，回味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告白，感受今天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我们为祖国喝彩，向每一位共和国的建设者致敬!
共和国成立的68年是一部书写发展奇迹的历史。人们不会忘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一穷二白”局面，工业难以支撑，粮食无法自给，通货恶性膨胀，经济一片混乱。当时一位西方记者甚至断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其他人。”然而，中国仅仅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工业建设和生产成就超过旧中国100年的辉煌。
更大的奇迹是改革开放。短短三十余年，中国以GDP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发展奇迹，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中国之谜”。
伟业非一日之功，罗马城无法一日建成。如果说中国的发展是谜面的话，那么亿万人民汇聚成的磅礴建设之力就是谜底。中国奇迹背后，各行各业数以亿计的建设者功不可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9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今天，当我们感怀祖国强盛、人民富足的时候，更不应忘怀那些为国家富强发展而付出甚至献身的建设者。
这些建设者是让新中国坚定“站起来”的奉献者，是实现中国石油自给自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人”王进喜们；是为了新中国有底气屹立国际社会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是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们；是时传祥这样的基层劳动者们。正是他们，将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蒸蒸日上、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这些建设者还是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是带领华西村建成富裕村的吴仁宝;是开创现代科技产业的王选、柳传志；是成就“中国制造”的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各自领域拼搏奉献，推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列为封面人物，共和国的建设者受到世界的尊重。
这些建设者在今天则是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是创造了支付宝、网购、共享单车等新经济业态的中国企业家；是制造了高铁、大飞机，实现深海探测、载人航天等“上天入地”国家战略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一个个书写出彩人生的追梦人。
致敬建设者是为了铭记与感怀他们的贡献，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今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站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历史节点，共和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汇聚建设者的力量。
致敬建设者更是为了激发后来者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行动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这一代必须要走好的新长征路。发扬新时代的“铁人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这股干劲就是我们砥砺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致敬建设者需要我们为建设者创造更好发挥作用和创新的舞台。今天，中国移动支付和共享经济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科技创新正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如何让这些新经济和创新领域的先行者更好地为祖国增光添彩，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激励创新、包容失败、保护权益，让建设者安心、放心地投身到国家建设的时代洪流中。
致敬建设者也是致敬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与价值，与时代紧密相连。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价值。只有自己努力与付出的小小贡献汇入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个人的幸福才更为实在，价值才更为彰显。或许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如果13亿人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便是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民族复兴的征程将得以注入不竭动力。
新起点 新阶段 新征程
我们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到新起点、进入新阶段、踏上新征程，这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
历经近百年奋斗迎来新的历史起点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明。但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救亡图存的抗争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人民由此当家作主，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治国理政的艰辛探索时期。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推进大规模建设，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投身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提出并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发展，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全面依法治国，显著增强了党运用法治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可以说，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都展现了新气象，开拓了新境界，奏响了中国强起来的时代华章。
准确把握新的发展阶段
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这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提供了思想指南。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然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作为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要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这就要求深刻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在新征程上努力奋斗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这里所说的伟大斗争既有国内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斗争，也有国际格局深度变革进程中的斗争；既有我们遇到过的斗争，更有许多难以预料的斗争。斗争中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应对新挑战，既敢于亮剑坚决斗争，又凝聚力量善于斗争，不断开辟伟大事业的新境界。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和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和幸福所在。只有通过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
历史雄辩地证明，推进伟大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要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不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我们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如果说推进伟大事业是我们前进的道路，那么实现伟大梦想就是我们向往的目的地，而进行伟大斗争和建设伟大工程就是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有力武器。
看改革五年，听大地回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部署，稳步推进，全面深化各项改革，改革成效不断显现，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改革“再出发”
从小岗村“红手印”，到深圳蛇口“开山炮”，再到“南海边写下的诗篇”，改革不断突破思想与体制的束缚，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改革大潮涌起，且步步推进、气势如虹。
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部署、总动员，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新发展理念布局“十三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奏响了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新部署，开启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征程。
回望这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日益稳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发力，各大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举措全面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新一轮改革的总宣示、总部署、总动员。
怎样理解这一轮改革的“全面”“深化”四个字？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效果这个问题。
关于“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一论述生动诠释了全面深化改革“深化”的含义。
改革“方法论”
改革千头万绪，哪里下手？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能否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回望过去5年的改革，正是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才得到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以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行政效能中存在的问题；而少跑腿、快办结，是企业和群众最直接的期盼。今年2月10日，浙江台州率先发布首批共2491项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事项清单。清单汇集36个市级单位和9个县(市、区)的改革事项，包含与群众和企业生产生活最密切的多个领域。这份清单承诺：“办这些事，最多跑一次!”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5年来，中国的改革始终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二者有机结合。比如，浙江率先探索了“河长制”，河流水域由“河长们”分段管护、包片负责，河流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正是在总结基层探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与此同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需要披荆斩棘的勇气、勇往直前的毅力、雷厉风行的作风。
因此，要真正破解难题，各级改革者的执行力是关键。全面深化改革，遇到的困难问题像“抓螃蟹”，抓起一个牵出一个，涉及的利益关系像“九连环”，错综复杂环环相扣，既呼唤百折不回的信念，也要求坚定果敢的行动。
“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既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也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这些论述明确了抓改革是一项重大政治责任，提出了抓落实的科学方法，是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强化改革执行力的重要遵循。
改革“获得感”
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清”政商关系正蔚然成风;生态文明改革总体方案亮相，绿水青山有了更严格的制度护航；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正式建立，司法公正更有保障；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诞生，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破解了一批议论多年、阻力较大的“老大难”问题。
与此同时，政府进行了深度的“自我革命”，晒权力清单，推政务公开，法治政府建设蹄疾步稳；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改革抓住了涉多部门、跨多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既兼顾全面又突出重点，既整体推进又有优先顺序，在各个领域取得改革新成效。
比如，随着改革的深入，久攻不下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被逐渐打破。作为国家级铁路PPP示范项目之一，总投资409亿元的杭绍台高铁项目有着破冰意义--这是民营资本首次在国内铁路投资领域实现控股地位，标志着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9月12日，浙江省政府与由复星牵头的民营资本联合体正式签署杭绍台铁路PPP项目投资合同，该项目年内将全线开工。
对广大群众来说，“改革方案”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高考综合改革试点顺利实施，更多农村娃能有机会读大学；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理顺医药比价，推进分级诊疗，更多病人不再“小病靠忍，大病靠拖”；全面放开二孩，优化人口结构；公安改革全面深化，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异地办身份证、考驾照、做车检等更加便捷……改善民生福祉，守望公平正义，改革打出了一套“恤民之患，除民之害”的组合拳，给百姓沉甸甸的“获得感”。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担当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逆全球化趋势增强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为推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将继续通过行动、理念、政策、体系等方面的引领和创新，进一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通过积极参与G20、倡导成立亚投行、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引领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与共享，得到了各国的广泛认同。2017年在中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270多项具体成果，引导各方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促进联动式发展。
同时，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丝路基金的建立等，均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重要突破。中国通过加速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促进了亚太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17年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成功举行。“厦门会晤标志着金砖合作步入第二个十年，金砖国家的发展将对世界经济继续带来积极影响。”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赞扬。杭州峰会开创性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及《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等文件，结构性改革首次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为三大政策工具，并最终写入领导人公报。峰会成功实现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机制化，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并通过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有效弥补当前国际投资治理领域缺乏全球性政策指引的空白等。
积极推进全球化
在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转向更注重本国利益、全球贸易发展中逆全球化趋势增强的背景下，中国继续积极推进全球化发展，对解决复杂的全球化问题、完善全球治理模式贡献了“良方”。
2017年7月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德国汉堡的G20峰会上达成的声明中，阐述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和遇到的挑战，提出促进全球化向更具包容性的模式发展的合作建议。其中，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G20汉堡峰会的三个主要议题保持了同G20杭州峰会的连续性，保证了包容性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议题的连续性。
同时，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中作用日益彰显，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不断提升话语权。
中国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支持者。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认真履行承诺义务，积极参与和推进多边贸易谈判，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充分发挥了负责任贸易大国的引领作用。
助推全球经济治理再出发
当前，全球经济依旧处于复苏进程，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与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创新与发展。
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基于自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倡导在全球治理中的“普惠包容”“共享共赢”，反对以邻为壑，倡导各国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全球伙伴关系。
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首次纳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
从中国的发展中可以预见，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将对创新、就业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贸易自由化和投资流动对技术扩散和创新产生也有重要推进作用，电子商务等新贸易规则的构建将有助于形成更开放、安全和可信赖的网络环境。
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还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通过创新发展，实现共享共赢，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通过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引领世界经济前行。
贸易政策应以促进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为目标。在微观层面，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小企业、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宏观层面，促进包容发展，消除贫困，推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海洋治理：中国在行动
--海洋环保，环境治理向深层拓展之一
我国是海洋大国，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深耕大海、扬帆远航，创造了绵延不息的中华海洋文明。近年来，我国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上不断前行。
生态优先：让海洋休养生息
在养护海洋方面，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颁布第一部《海洋环境保护法》开始对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在海洋开发过程中，更是遵循“海洋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减少人类活动对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造成的不良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出台或修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深海法》等法律，以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20余部配套法规，为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为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我国于2001年颁布实施的《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了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有偿使用两项基本制度，通过海域有偿使用体现资源环境内在价值，并将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用于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国在海洋空间资源利用方面已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目前正在启动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修订编制，将进一步提高保护类、保留类海洋生态空间的占比和管理要求。
采访中半月谈记者了解到，随着多年来海洋捕捞业的快速扩张，沿海地区一些地方面临着捕捞产能过剩、渔场秩序混乱、海域污染加剧、渔民转产困难等问题。
今年初，农业部发布通告，要求我国各海区休渔期普遍延长1个月，休渔时间不少于3个月。这个堪称“史上最严”的休渔制度是为“让海洋更好休养生息”，这既保护了海洋资源，又维护和保障了渔民长远利益。
在江苏，今年8月制定出台海洋渔业相关专项行动方案，加强海洋渔业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的举措包括：压减重点湖泊网围养殖规模，压减海洋捕捞渔船，推进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实施，推进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推进水产健康养殖，推进海洋捕捞装备更新升级，提升海洋与渔业生态修复能力，提升海洋与渔业生态保护执法水平。
在浙江，2014年启动了渔场修复暨“一打三整治”行动，通过打非治违、减船转产、增殖放流等综合施策，目前，当地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发生量正逐步呈现出增长趋势。
我国还大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努力实现由点状保护、政府单一投入向面状保护、系统修复、多元投入转变。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在今年6月举办的联合国海洋大会上说，中国将继续贯彻“生态优先”的理念，加强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关键生态环境进行修复，降低海洋和陆上活动产生的污染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各领域成果丰硕。目前，全国海洋环境监测机构总数达235个，近5年新建国家级海洋保护区40处，累计修复岸线190多公里，修复海岸带面积6500多公顷，修复恢复滨海湿地面积2000多公顷。
今年8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海南三亚近海海域考察时，偶遇并拍摄了近百只海豚在大海中嬉戏：一群海豚在浪花里不断跳跃前进，时而一只海豚一马当先，时而三两只并排游玩……
生态红线：环保从陆地延至海洋
生态红线是我国近年环境治理领域重要制度之一。现在，这一红线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年)》提出在全国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将重要、敏感、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纳入海洋生态红线区管控范围并实施强制保护和严格管控。
2013年12月，山东下发省政府令，率先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提出，“渤海生态红线的目标是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0%，至2020年海水水质达标率不低于80%，生态红线区陆源入海直排口污染物排放达标率100%，陆源污染物入海总量减少10%至15%。”
浙江省编制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方案，把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等划为生态红线区，划定海洋生态红线面积占全省海域总面积的比例达31.72%。
海洋生态红线保护是一种刚性制度。一方面，它可以抑制人们对海洋无节制开发的冲动，确保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海洋生态红线的划定，并不是禁止开发，而是通过科学调研合理划分区域，实现更加精准、高效的开发。
目前，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已经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北海区海洋环境公报》显示，近5年来，渤海海水环境质量总体呈变好趋势，夏季第一、二类水质海域面积比2012年增加了16520平方公里。
专家表示，海洋生态红线要实现保护目标，成为人们不敢轻易逾越的“高压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只有在深化认识和管理到位的基础上，海洋生态红线才能牢不可破。
海洋督察：海洋监管全方位升级
8月22日，国家海洋局组建的首批国家海洋督察组进驻辽宁、海南，开展以围填海专项督察为重点的海洋督察，重点查摆、解决围填海管理方面存在的“失序、失度、失衡”等问题。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对海洋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海域海岛资源开发粗放低效，海洋环境局部恶化的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我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短板。针对此，海洋督察重拳出击。
海洋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海洋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海洋督察方案强调，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依规，将海洋督察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海域海岛资源监管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定责任，加快解决海洋资源环境突出问题，促进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海洋开发密度、强度加大，海洋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现有分散的行政监督制度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国家海洋督察完善了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落实了主体责任。
根据安排，第一批国家海洋督察组共分6个督察组，在辽宁、海南督察后，陆续进驻河北、江苏、福建、广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海洋督察的全面启动，海洋监管也将全方位升级，未来肆意破坏海洋生态、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
透支海洋“元气”不可为
--海洋环保，环境治理向深层拓展之二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国家海洋局今年3月发布的《2016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指出，2016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基本稳定，近岸海域环境问题依然突出。这些状况警示我们，保护海洋生态我们仍须努力。
海洋生态保护警钟长鸣
今年4月开始，黄海浅滩区开始出现零星漂浮绿藻，这已是黄海浒苔绿潮连续11年暴发了；进入6月，同时又出现了马尾藻金潮和米氏凯伦藻赤潮，黄海“三潮”齐发。从高空看去，绿、黄、红色藻类漂浮在黄海海面上，就像是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但它并不美，它是蓝色“母亲”哭泣的眼泪。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说，黄海绿潮、赤潮和金潮的出现，原因很复杂，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方面：一是海水富营养化，二是全球气候变化，哪种因素起到的作用更大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人类活动导致海水富营养化的责任不可推卸。
除了“彩潮”来袭，“海洋PM2.5”也是海洋环保一大劲敌。
微塑料和海漂垃圾被称为“海洋里的PM2.5”，直接影响海洋生物，间接影响人类。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超过800万吨塑料被遗弃在海洋，占海洋垃圾的80%。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将超过鱼类总和。我国微塑料和海漂垃圾污染现状也不容忽视。
今年7月，我国第8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启航。科考队领队徐韧表示，我国已在特定海域开展了微塑料监测，将首次在北极和亚北极海域获取海洋微塑料样品。
近年来，围海造陆在沿海地区较为普遍。国家海洋局2016年向社会公布的《2015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共计填海造地1.11万公顷，同比增长13.19%。一些地区“失序、失度、失衡”填海，不仅使大陆海岸线缩减，而且破坏了海岸动态平衡。
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年7月底向辽宁省反馈督察情况时指出，近年来辽宁全省大规模违法围海、填海问题突出。一罚了之、以罚代管，由于处罚金额远远低于填海所得，实际鼓励和纵容了违法围海、填海行为，导致海洋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2016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指出近岸海域存在4大环境问题：部分近岸海域污染依然严重；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实施监测的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76%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其中，杭州湾、锦州湾持续处于不健康状态；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状况无明显改善；海洋环境风险仍然突出。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须破除障碍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洋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开放性、流动性、末端性等显著的特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复杂，既受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也与人类活动、治理水平密切相关。从工作推进来看，亟须解决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部分配套政策法规滞后。如岸线保护、利用、违法处置仍停留在政策性文件层面，执法缺乏依据；海域(海岛)资源储备、违规和闲置资源收回以及海洋资源用途管制、有偿使用、生态赔补偿、环境综合治理等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制约了生态、集约、高效用海。
二是标准要求不统一。近岸海域海水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而地表水控制的主要指标为氨氮和化学需氧量，现有的污水处理技术往往是将氨氮转化为其他形态的氮，导致虽然陆源氨氮总量大幅削减，但入海的总氮排放量并未得到有效削减。海陆水质监测标准不统一，直接制约了海陆联动治污机制的形成。
三是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一方面，各级政府是海洋环境治理的单一主体，治理与保护的形式仍以行政和法律等管制手段为主，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全社会协同的长效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另一方面，部门间的协同有待强化，海洋环保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
多管齐下提升海洋生态治理水平
“要进一步健全海洋生态治理体系，完善海洋生态法治保障，建立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形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平认为，应着眼海洋经济绿色转型，积极培育绿色、低碳和循环海洋产业，进一步推进海洋生态修复，强化海洋生态监测；强化科技、人才、资金作用。同时全面提升海洋生态治理能力，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管海”走向“治海”。
专家表示，要想改善海域污染状况，就需要从根上治理，从污染源头上解决问题。不管是对政府部门而言，还是对企业来讲，对于海洋环保都应高度重视，并且落实可行的补救措施和防范措施，对已经被破坏的海洋环境进行修复。
据悉，2010年以来，我国规划整治修复岸线270余公里；修复沙滩约130公顷，恢复滨海湿地5000余公顷；种植红树林160余公顷、翅碱蓬约1100公顷。通过成片保护、系统恢复，辽河口等重要湿地正在逐渐恢复其原本的生态结构和功能。
专家建议，应该进一步完善海洋环境监管工作，同时，企业应该提高自己节能减排的生产技术，尤其是对于生产废物处理，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执行，切实减轻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科技兴海，未来有无限可能
--海洋环保，环境治理向深层拓展之三
科技的进步，让海洋治理进入新阶段：强化海洋生态监测，推进海洋生态修复，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未来，科技兴海有无限可能。
科技监测布下“天罗地网”
对海洋认知，观测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从原始的肉眼观测到如今的智能化浮标、水下滑翔机、自动观测站、岸基雷达和卫星遥感等，人类对于海洋的观测正在逐步实现立体化，这是使得海洋“透明化”的关键之举。在诸多观测手段中，卫星遥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海洋环境监测预防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据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李晓明介绍，卫星遥感的特点就是观测的面积比较大，通过卫星遥感可以发现海洋的变化，清澈的海水在卫星遥感中有特定的光学属性，一旦发生异样，通过卫星遥感立即就可以发现。通过这个可以判断藻类的浓度和覆盖面积有多大，甚至可以计算出海水里浮游植物的种类。
卫星遥感还可以在海岸带的保护上发挥作用。在填海方面，海洋的动力环境改变运动状态后，会造成泥沙的淤积，海岸带的侵蚀。为此，填海前期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评估，首先要通过海洋数值模型来模拟预判填海项目将会给海洋带来的影响，随之实施的过程中要定期跟踪卫星遥感的数据，从而判断出对海岸带和周边的影响，通过不断调整，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通过卫星遥感还可以获取海洋动力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信息。可以说，未来卫星遥感在海洋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
为了监测与预警赤潮，2011年国家“863计划”启动了“重大海洋赤潮灾害实时监测与预警系统”项目，取得丰硕成果。目前，东海区已形成由卫星遥感技术、预警预报技术、现场快速检测技术、立体监测系统组成的“天罗地网”，实时监测与预警赤潮。
据悉，鉴于近年来由外来种入侵引起的突发性灾害已在我国海域多次发生，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与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等多家单位，已联合开展“外来种风险评估项目”研究。计划通过掌握外来种入侵风险评估方法，建立多项外来种快速检测技术，研制可移动的压载水生物入侵风险应急防控技术装置，将海洋里那些“不速之客”，阻挡在外。
技术支撑海洋生态治理
除了在监测预警方面，在海洋污染治理方面，科技也发挥了支撑的作用。
在赤潮治理方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种改性粘土治理技术，即将一种改性粘土撒入水中，不多久，赤潮便被“吞噬”并自然沉底。
用天然矿物治理赤潮的方法最早由日本科学家提出，其原理是天然矿物与导致赤潮的微藻结合后产生絮凝沉降效应，从而将水体表层的微藻沉到水底，达到赤潮治理效果。在此方面，韩国也做了大量研究。他们最初用天然粘土，但用量巨大，每平方公里需要100吨到400吨的量，资源消耗过大、成本难控、淤积严重，给大规模推广应用带来了困难。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以提高粘土絮凝藻华生物细胞效率为主旨，开展粘土表面改性研究，首创性地提出了“粘土表面改性理论”，即通过表面改性手段，增加粘土颗粒与微藻颗粒间的絮凝效率，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改性粘土用量仅为日本、韩国的1/10至1/100，便于推广。
今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发的改性粘土治理赤潮专用喷洒设备，通过专家验收。
在生态治理方面，不能不提到智能技术。“智能技术的广泛、深度使用使得环保造假越发困难，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化技术交叉印证，使弄虚作假在智能技术多维度的视角中无处遁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平认为，通过搭载大数据模型和物联网技术，能实时掌握监管区域内各排放企业的产污、治污、排污情况，并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分析，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并发出预警。互联网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让资源环境压力大的低端产业捉襟见肘。
海洋科技无处不在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开发利用海洋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开发利用手段单一带来的局限性，更高层次的利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以潮流能为代表的海洋能是理想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享有水下能源“金矿”、“蓝色的油田”之誉，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大型化研发和商业化应用，更是各国科学家着力攻破的世界性难题。
今年1月12日，国家海洋可再生能源资金项目--LHD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项目(一期)在浙江舟山通过专家验收。该项目破解了海洋潮流能稳定发电的技术难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海洋潮流能发电并网的国家。
曾经，世界最大的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仅1.2兆瓦。如今，我国的LHD模块化大型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装机容量达到3.4兆瓦，创造了“世界之最”。该技术大幅提升了我国海洋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水平。
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装机容量最大的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项目总工程师林东介绍：“3.4兆瓦的海洋潮流能发电机组并网发电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到600万千瓦时，相当于3000户人家一年的生活用电。”
《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兴海长效机制。推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规模化，推动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工程化，推动海洋新材料适用化，推动海洋渔业安全高效化，推动海洋服务业多元化……一项项新举措正在实施；强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技术应用，强化海岛保护与合理利用技术应用，强化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技术应用，强化海洋环境保障技术应用，强化极地、大洋和海洋维权执法技术应用示范……一项项新技术正在应用。
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科技应用的推广，我国的海洋生态治理必将迈上新台阶，取得更大的成就。
呵护蔚蓝，有你，有我
--海洋环保，环境治理向深层拓展之四
面对浩瀚的大海，环保是一个大工程，仅靠政府行动远远不够，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环保是场持久战，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参与下，未来的海洋会更蓝。
舟山老渔民：自掏150万海上捞垃圾
黢黑的肤色，手上还有不少碰破的伤疤，红色作业服上印出一块块雪白的盐花……随着马达声渐近，一艘名为“沧海9”的小船靠近浙江舟山嵊泗渔政码头停泊，明黄色的驾驶台，大红色的船身，船身上写着“海洋环保”四个字，甲板上还堆放着一大筐垃圾，年过半百的船主杨世钗走上岸和熟人们挥手。
“虽然我文化不高，但我明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道理，靠海生活就要保护海洋。”杨世钗是浙江舟山嵊泗唯一一艘民间自发打捞海面漂浮垃圾的船舶主人。
杨世钗来嵊泗已有近20年，在积攒了一些资本后，他于2005年开了家清舱公司，专门回收船舶残油、油污水。在这期间，他看到嵊泗海面上漂浮的垃圾越来越多，作为“新嵊泗人”，老杨急了：“再这样下去，海里的鱼虾可都活不成了!要是有一艘船，专门处理海面漂浮垃圾多好!”
听说杨世钗要造船捞垃圾，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不理解。有人劝他：“你干嘛多管闲事?”可老杨认为，这事得有人去做，而他愿意去做。
2016年5月，历时8个月耗资53万元的“沧海9”小船成功下水。除了特殊天气和船员病假，“沧海9”每天都出海，风雨无阻。运行一年零三个月，小船已经打捞处理了近1400立方米的垃圾。“去年用掉了4000多个垃圾袋，今年也已经用了3000多个了。”老杨说。
船员工资，加上柴油、船舶维护保养等，打捞垃圾一年需要支出70多万元，老杨目前已投入近150万元。
“现在公司生意不好，负担小船的费用有点吃力了，但我会坚持到底。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就是再干10年。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让海洋垃圾清理船发挥应有的作用。”杨世钗打趣说，满60岁了就“告老还乡”。
“中国海岛很多，靠我一个人远远不够，希望大家都能加强环保意识，共同保护身边的这片海。”杨世钗说。
范卫防：女海洋观测员35年坚守孤岛
在山东半岛北端、渤海深处有一座面积仅有2.6平方公里的孤岛叫北隍城，地处渤海海峡“咽喉”，东临黄海，西靠渤海。北隍城虽是“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被称为“渤海第一哨”。在这个没有淡水的小岛上，有一个瘦弱身影，奋战在海洋观测第一线，她是国家海洋局蓬莱海洋环境监测站女海洋观测员范卫防。
1982年参加工作的范卫防，35年如一日坚守在偏远艰苦的北隍城，每年有5至6个月在岛上值班，每天定时测量海水温度、盐度、海浪、气温、湿度、气压、风速和风力等，以及各种海洋自然灾害和污染情况。
从陆地乘船到北隍城岛需要七八个小时。“几乎所有去北隍城的人都会晕船，男的都晕得厉害更别说是一个弱女子。”蓬莱海洋环境监测站站长宋龙昌说。
在北隍城岛，冬季频繁出现大风天气，巨浪滔天。遇到极端天气，水文观测的危险性很高，而每遇到恶劣天气，都要加密观测，一小时一次。曾经有一次，浪高达8米，水文观测点被汹涌的海浪猛烈拍打，但她深知恶劣天气观测数据的重要性，当她完成观测任务，回到值班室浑身已经湿透……
即使在怀孕至临产期，范卫防也未间断值班观测工作。从值班室到观测点是段山路，道路很窄，全是乱石。怀孕期间一次值班时，又遇上大风雪，路被雪封住了，范卫防几次从雪地里跌倒又爬起来，跌跌撞撞地爬到观测点。
就是这样，八点、十一点、十四点、二十点四次来来回回，范卫防按时保质完成了值班任务。
在北隍城海洋监测站建站之初，范卫防的父亲范国满就在岛上工作，为海洋监测事业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如今的范卫防也同父亲一样。为丈夫孩子洗衣做饭，陪伴老人唠唠家常，对范卫防来说都是奢望：“我跟丈夫相聚的时间很少，孩子今年已经25岁了，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孩子小时候经常生病，我也不能陪在身边，都是婆婆照料着，感觉对家里人亏欠很多。”
蓝丝带协会：守卫海洋的“蓝精灵”
每逢节假日，在三亚的各大海湾景区里，除了蔚蓝的大海和金黄的沙滩，还有一群沿着沙滩捡拾垃圾、宣传环保的“蓝精灵”。他们是守卫海洋的“蓝丝带”。
据不完全统计，这群来自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在10年时间里，组织了有关海洋环保类活动1000多次，向上千万的公众传播海洋环保理念。
82岁的罗九如一头花白的短发，一副金边半框眼镜，步伐缓慢但稳健，目光坚定，讲起话来中气十足。2003年，她从国家海洋局退休后便来到三亚生活，也为三亚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奔走呼吁了14年。为了海南乃至全国的海洋环保事业奔走不息，为保护珊瑚呐喊，海岸线上布满了这位老人的足印。
她同时也是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是筹备组成员。2007年，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在三亚成立，协会是以海洋保护为主题的民间公益性社会团体。协会联合创始人孙冬提出的协会宗旨“保护海洋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现已深入人心。
大学生群体和青年企业职工是这群“蓝色卫士”的主力军。“蓝丝带”已经在海南、青岛、大连等全国27所高校设立服务社，同时，“蓝丝带”还利用会员企业机制，吸引了40多家会员单位参与海洋环保。目前协会注册志愿者超过5000名，社会上的志愿者则超过20000人。
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孟佳烨介绍说：“海洋环保不仅仅是公益活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只有环保做好，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作用，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尽自己的能力去唤起居民和游客的环保意识，发现和解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破坏问题，找到生态和发展的一个平衡点，让城市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专家表示，新媒体的兴起，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公众监督权利的行使更为灵活和便利，为公众参与生态治理提供了更及时的渠道和更广阔的平台。“人人都是观察员，人人都是监督员，人人都是环保员”的理念正逐渐成为现实，有了更多公众的参与，海洋环保才能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广西：全力实施“三大定位”服务“一带一路”
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题的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商务与投资峰会，近日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围绕中央赋予的“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这“三大定位”，近年来广西致力于将陆路大通道与海上大通道更加有机衔接，海陆并举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加强通道建设和跨省区产业合作，有效服务西南和中南地区的产业发展。同时，以与东盟合作为重点，广西搭建系列创新开放平台，采取多领域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功能逐步形成。
“一廊两港”构建三大誓际通道
广西以“一廊两港”-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为重点，大力构建国际大通道，打造多领域交流渠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发展。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总经济师唐爱斌说，广西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重点围绕推进中新（新加坡）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渝桂新”南向通道建设，加快中越“三高两铁三桥”等跨境跨省铁路、公路、海运基础设施建设。
中越北仑河公路二桥（中方侧）通过交工验收、防城港-东兴和南宁-崇左边境铁路项目加速推进……广西推动形成与东盟国家在陆地、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上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开通国际道路运输线路14条，广西北部湾港与7个东盟国家的47个港口建立海上运输往来，南宁机场通航东盟10国的城市达20个。
中泰（崇左）产业园、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玉林文莱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广西搭建一系列有效合作平台，通过多层次宽领域且有重点的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建设。
9月1日，新加坡（广西南宁）综合物流产业园项目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这一项目的启动，将加快推进中国和新加坡互联互通“渝桂新”南向通道建设，促进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推动“一带一路”有机衔接。
“渝桂新”南向通道从重庆出发，利用铁路运输，经贵阳、南宁到达广西北部湾港．进而实现向南经海运至新加坡及全球．向西北迮接川渝地区及“渝新欧”通道。作为“渝桂新”南向通道的关键港口，广西北部湾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各港口城市之间形成航运物流圈、港口合作圈、临港产业圈、旅游合作圈、友好城市合作圈，促进海上互联互通。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开放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魏然说，一方面，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发达港口开放，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已经与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展开合作；另一方面，广西也在帮助一些东盟国家的港口提升能力，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已参股运营马来西亚的关丹港和文莱的摩拉港，形成区域港口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南宁五象新区，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基地拔地而起。这里将是未来中国与东盟进行信息合作的重要窗口。
自2014年提出以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倡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的积极响应。2016年，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正式启动。目前中国-东盟信息港已落地重大项目64个，预计总投资规模459亿元。
唐爱斌说，中国-东盟信息港将大力推进北斗导航、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慧城市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产业，加速形成以广西为支点，面向东盟、服务西南中南的通信网络体系和信息枢纽，建成中国-东盟“信息丝绸之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崑说，中国-东盟信息港建成后，将成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枢纽，成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承接东部、暖务中南西南
以“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为发展定位，广西加强通道建设和跨省区产业合作，有效服务了西南、中南和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
在北海中电产业园内，全球最大的液晶显示器生产企业冠捷集团北海基地一片繁忙，流水线上的20.7时显示器正在进行组装、检验和包装。
“近年来，全球显示器需求量总体下降，但因技术更新快．我们的产量不降反升。2016年仅出口就达300万台，其中约六成销往东盟。”冠捷显示科技（北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朱民说，该公司带动了注塑、金属件、包装、泡沫板、数据线、电源线等六大相关产业链集群入驻，当地电子信息产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10年前，北海工业园区只有10余家企业入园，目前增加至近60家，园区实现产值超600亿元，我国西部重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已然形成。
随着一大批企业相继落户，北部湾甩掉了“无支柱产业”的帽子。今年上半年．北部湾经济区12个重点产业园区完成工业产值达4008亿元，同比增长21.7%。其中，500亿元以上园区2个，产值超亿元企业累计达411个。
目前，北部湾港已经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最便捷出海口。川、滇、湘、黔、渝5个西南、中南省市通过广西所属口岸进出口的货物货值，年均增幅30%左右。
此外，广西正谋求建立“中国-东盟飞地经济试验区”，为中南、西南地区“借道”广西进军东盟提供“支点”。湖南已在钦州建设临港工业园区及专业配套码头，云南将在北部湾经济区集中建设园区。重庆、四川等省市纷纷与广西签署合作协议，在广西沿海布局产业园，打造临海产业“飞地经济”。
在发挥陆海联动的同时，广西还最大化发挥珠江-西江经济带联动东中西的作用，通过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广西实现内河通航里程5800多公里、港口吞吐能力过亿吨，沿江7市珠链式涌现50多个工业园区。机械、电子、制药等支柱产业快速成长，与北部湾经济区共同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陆建人说，广西正奋力拉近与周边省份、沿海发达地区、全国各大经济板块的时空距离，联动东中西的效应不断提升，促进了区域内生产要素高效流动。
“两会四基地”打造多领域交流渠道
如今，广西围绕建设“一带寻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这一定位要求，积极推进“两会四基地”建设．努力构建多领域开放格局。
“两会”是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从2004年起，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前13届博览会共有63位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2700多位部长级贵宾出席，584万名客商参会。
第14届东博会新增展馆12万平方米，总展位数由上届的5800个增加到6600个，包馆的东盟国家由上届的7个增加至8个，主题国文莱首次包馆。
“东博会采取‘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模式。”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雷说，除商品展，东博会还举办多类型、多层次高端对话，增进双方商界、政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中国与东盟多个领域的部长级磋商机制，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
过去13年，广西利用奈博会这一平台，与东盟合作的水平明显提升。2016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较2003年增长了34倍。
随着东博会的深入发展，广西不断完善对接东盟的多层次、全方位合作机制，一批新的区域合作平台正在形成。中泰玉林旅游文化产业园、中新（南宁）产业园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越“两廊一圈”扎实推进，“文莱-广西经济走廊”建设成为新亮点……
“以东博会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宁渠道’。”翟岜说，“南宁渠道”集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为一体，‘成为连接中国和东盟高效畅通的国际大通道。
“南宁渠道”日趋成熟。截至目前，已有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6个东盟国家在南宁设立领事馆，100多个“魅力之城”集聚共识，促进了中国-东盟城市合作的务实推进。
为推动各领域合作走向纵深，广西还大力建设四大基地--要素资源配置基地、人文交流基地、跨境产能合作基地、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基地。
“市民进村”倒逼社会治理提速
搞不搞民宿，得民主通过
温岭市石塘镇五岙村--个东海小渔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吸引了吴冠中、沈柔坚等著名画家造访。“屋咬山、山抱屋”的石砌建筑之美被画笔无限放大，慕名前来的游客、定居者也日渐增多。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投资者把石塘视为“民宿富矿”。
屠华军原来是一家草编工艺品厂的经营者，被石塘美景吸引后，他决定带着民宿项目留下来。“前期还是有不小的麻烦。”屠华军说，他没想到承租几间石屋颇费一番周折。
原来，从2014年开始，大量投资者看中了温岭石塘美丽经济的蛋糕。“增加村民收入，建设美丽乡村，我们当然欢迎，但是不能无序进入，要尊重村民意见。”石塘镇五岙村党支部书记尚亨根说。
温岭市有深厚的民主恳谈基础，在新形势下，“民主恳谈”发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公共事务的新型基层自治形式。
尚亨根没想到，这一谈就是6个多月。经过大大小小几十次会议，五岙村最终统一了村民的意见，决定整村开发。截至目前，五岙村90%的石屋已经获得开发，共入驻13家现代民宿。
立面不得改造、违规装修和破坏环境要上黑名单公示、改善留守村民的生活环境、村内道路……一整套管理民宿的办法被定成村规民约。
与五岙村不同，在面对外来民宿项目时，经过两次近百人的村民民主恳谈，温岭市温峤镇峨嵋山村集体认为应该先打消村民改建房屋和引人民宿的打算，先做好老屋保护。并且要求，整村整体开发，保留历史古村落的文化特色。
“一开始有的村民不是想拆了石屋建新房，就是要马上转让出租。”参与民主恳谈的村民陈亨才说，“根据温岭设计院和中国美院提供的规划方案，大家最终同意制定村规民约先进行石屋保护，再着手开发。”
目前，峨嵋山村170多间石屋都得到了妥善保护，这座坐落于雁荡山余脉的古村也将逐步迎来有序的旅游开发。
“民主恳谈尊重了村民的集体意愿、理顺了矛盾纠纷。”温岭市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徐晓军说，“从民主恳谈确定村级管理的村规民约，到建立起市镇一级的民宿标准、规范管理，自下而上推动让社会治理更科学，产业发展更有序。”
-家乡村养老院，一片农村新社区
作为“两山理论”的诞生地，湖州生态优势日益显示出发展潜力。养老院、养生园正在湖州各个乡镇街道布局，养老、养生产业在吴兴区形成集聚。
“因为吴兴的环境，在这养老的‘候鸟’，老年人来自全国各地。”吴兴区毗山养老院休养部主任张雅玲说。这家民营养老机构坐落于吴兴郊区八里店镇，几年前，这里下辖的20多个行政村还是一派传统农村的模样。“养老院墙里墙外环境差距很大。”
随着外来养老人口进入当地。他们对整体环境改善等要求无形中倒逼八里店镇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首先是治理思路的转变．管理要变为专业化的治理。”八里店街道办主任叶伟说。对此，社区经过反复商议、论证，决定通过购买服务等现代治理方式，改善村民们的居住环境。
2016午起，“城里管家”的到来，让各个村的环境有了明显变化。南都物业湖州分公司负责人吴红波介绍，现在小区中，每个路灯、垃圾桶、消火栓等配套设施都有自己的编号，建档入册。出现损坏后，可以快速及时锁定地点，跟进维修。同时物业24小时值班服务。
“要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住环境，就要走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今年我们镇用于物业管理的投入将达到3000万元。”叶伟说。
村民周鹤鸣说，以前靠检查管理，现在有了物业管理，环境发生改善后，大家的生活习惯自然而然有了变化。
除了引入物业，体育公园、历史陈列馆、音乐喷泉陆续建立，来自新疆的麻满元在毗山养老院过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家乡的现代社区。”
科创企业“落地”，社会治理“上网”
香榧种植、成衣制造、纺织业……这曾经是诸暨市枫桥镇的块状经济名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这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治理“枫桥经验”。多年前，在富与安的辩证题上，小小的枫桥有过成功的探索。
斗转星移，经济发展和治理需求时过境迁。“近几年，传统产业不仅效益下降，还带来了环境污染、公共安全隐患等社会治理问题。”枫桥镇党委书记金均海说。摆在枫桥面前的是经济和治理互动发展的难题。
2015年起，古镇率先在经济领域找到了突破点：关停低小散企业后，空气净化设备智能生产线投产、互联网电商团队人驻……枫桥镇还配套了12000平方米的科技孵化园和10000平方米的电商园区。
“经济转型使得镇里的企业类型、外来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再用老办法是‘治’不好的。”金均海介绍，互联网电商、中小科技制造企业不断落地，社会治理的“枫桥经验”也因此转型升级，不断“触网”。
在枫桥镇综合指挥中心大屏幕上，不停滚动着全镇近8万人的诉求意见。“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络平台，枫桥镇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形成了群众网和互联网的线上线下两张网模式。”枫桥镇枫源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谈话间，他正巧接到村网格员的电话。“村里的污水管坏了，我两天内就要上传回复，不然影响考核。”
俞霞红带领15人的电商团队落户枫桥已有四五年。“人乡随俗”的她学会了借用网络平台解决问题。“前几天，我有两个员工要办暂住证，网上预约社会组织‘娟子工作室’，半天代办的证件就送到了办公室。”
义工团体、调解中心……目前枫桥一共有40余个社会组织，“社会+互联网”模式让发动群众的老办法成了社会共治的新实践。
“路长制”给公路配管家
2016年9月，湖南浏阳市探索由政府主导的“路长制”，由市长担任“路长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担任路长，乡镇长担任分路长。各乡镇组建专门机构，成立巡查、保洁队伍，全天候开展公路养护管理。
实行“路长制”以来，湖南浏阳市每一条公路都有专人负责，路面干净整洁，路旁风景秀美。
传统的公路管理横式难以维持
我国各地公路管理的传统道班自养模式已沿用几十年，管养不分、一线人员断层等问题逐渐暴露，公路环境、公路秩序、公路养护等管理均不同程度陷入粗放、滞后的状态。
“年老体弱的养护队伍难以承受繁重的管养任务，新招聘的大学生又都是技术工种，不愿接公路保洁等体力劳动，一线养护人员‘青黄不接’。”浏阳市公路管理局局长曾云峰说。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浏阳市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建立了道班养护的机制，在目前80名公路一线养护职工中，男性平均年龄48岁，女性平均年龄41岁，5年内退休的有36人，10年内退休的有61人。
为破解公路管理难题，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社会化外包，将公路养护推向市场。在管养分离方面，一些地方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弊端。公路养护具有不可预见性，工作量无法准确界定，工作成效评定也往往具有主观性。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外包企业的养护质量有时难以保证。一线公路养护人士认为，公路线长、点多、面广，不管是自养还是外包，单靠公路部门无法随时完全掌握每一段公路的保洁、畅通和安全运行情况。除公路部门外，公路管理往往还需要其他职能部门、执法部门、乡镇的配合。
“路长制”实现综合篱理、精细管理
在“路长制”下，以各乡镇辖区范围为责任区域，实行公路网格化管理，明确以路长、分路长为“指挥中枢”，统筹协调各部门职责。依靠这种新制度，浏阳公路管理开始了路容路貌、交通秩序、绿化和环境卫生、附属设施等综合管理。
“之前，路政设施归公路部门管，绿化亮化归乡镇管，交通事故归交警管。在‘路长制’下，乡镇可调度所有相关部门进行处置，破解了九龙治水的弊端，工作效率显著提高。”葛家镇镇长、省道103分路长戴圣伟举例说，以前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赶来处理需要时间。如今，发生事故后，“路长办”马上就会安排人员赶到现场，开展维持秩序、事后扫尾、清理清洁等工作。
永安镇“路长办”主任赵光炬说，自从实施“路长制”后，他能调度其他职能部门人员力量，在全路段执勤疏导交通。以前“逢节必堵”的路段，不再发生交通拥堵。
测阳还探索把公众力量融人“路长制”之中，把公众从旁观者变成路域环境整治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管理格局。各乡镇（街道）均建立路长协调机制。把“路长制”复制到整个辖区，将各村（社区）的农村公路全部纳入“路长制”管理体系中。街道、村（社区）下设“路段长”，村民组成的护路队每天来回巡查，强化监督效应。
“公路管家”带来“畅、安、舒、美”
张小公路位于浏阳最偏远的张坊镇、小河乡。实施“路长制”后，公路的任何地方发生状况都能及时发现、及时反应、及时处理。“我们建立公路巡查值班制度，每两人为一组，每天对张小公路进行巡查。”小河乡党委委员毛先知介绍，短短20天时间，我们制止了损坏公路设施行为3起，查处倾倒垃圾行为5起，做到了公路违法行为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查处。
浏阳建立“路长”工作联系机制，努力使“路长制”工作从“短管”变成为“长管”。在路段与路段之间、路段与产权单位之间建立的“路长”工作联系机制，形成了“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路长”监管体系。
浏阳“路长制”让公路部门从“埋头做事”转变为“专心管事”，从以前直接铺路修路、扫路养路转变到组织、协调、监督、对接服务上来。“以前公路管理与我们乡镇街道基层关系不大，现在是重心下移、综合管理。”沙市镇镇长熊宜武表示，自从成为“分路长”后，巡查中发现有损坏的交通设施可申请更换，有随意穿行马路的及时制止，公路的环境卫生、绿化景观都得到了更好的维护。
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表示，以政府为主导的公路管理体制具有“管理规范、运转协调、政令畅通”的优势，顺应了公路的发展趋势，也是推动城市治理向乡村延伸的一项创新性举措。
阻航、堵坝、臭水，多少水库浮动“垃圾山”
蓄水量巨大的水库兼具防洪、饮水、灌溉、航运、生态等功能，然而在一些水库频现“垃圾堵坝”，亟待进一步治理。
垃圾带“扣”住大坝广阔水面
湖南沅江上总库容超过40亿立方米的五强溪水库，是重要的电站和航运枢纽。半月谈记者8月初采访库区，船至875米高的大坝附近突然停了下来。驾驶员仔细查看，发现一团乱糟糟的垃圾缠住了螺旋桨。
好不容易排除故障继续前行，眼前一幕触目惊心：堆积如山的垃圾带覆盖了坝前广阔的水面，废旧泡沫塑料、瓶子、旧家具、烂网箱、房屋构件、枯枝烂叶、腐烂动物尸体等垃圾浮动在周围。在炎炎烈日炙烤下，这些“水上垃圾山”腥臭扑鼻、蚊蝇成群。
五强溪电厂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大坝右岸一座塔吊状设备无奈地说，靠这台清污设备，五强溪去年清理上岸的垃圾多达4万立方米。“刚清完又堆起来了，没完没了！”
在广东清远市飞来峡水利枢纽，管理处总工程师黄焕坤说，大坝年年被垃圾包围。用专业清漂船打捞，清理一次就需要四五天。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库区垃圾经常卡住甚至打坏船只螺旋桨，很多船只在库区“望坝生畏”；垃圾还会卡住水轮机组，导致电站出现停机等事故；一些有小汽车般大小的“垃圾巨块”甚至能卡住闸门，这让行蓄洪、船闸运行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垃圾长期泡水、堆积并在阳光下暴晒，严重影响大坝下游饮水安全。中科院水生所有关专家研究发现，水中垃圾等污染物容易释放致癌物质、内分泌干扰物质，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水库垃圾还直接导致水库富营养化，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飙升，藻类水华暴发。
破解治理乏力
对市场过度依赖，让大水库深陷“垃圾堵坝”。
一家大型水电集团管理人士介绍，目前应对“垃圾堵坝”主要靠企业化的电站或“半企业化”的水利枢纽管理机构。而大型水库清理垃圾一年费用动辄上百万元，多的达到数千万元，且呈现年年增加的态势，对企业来说是很大负担。
专家反映，在“垃圾堵坝”问题上，不少企业往往从经济效益出发，只要水库里垃圾没有威胁发电、防洪、航运，就不会常态化清理。为了节约费用、降低运行成本，有的甚至开闸放水冲。
对面源污染认识不足，也导致治理无力。
专家坦言，一些大水库流域范围内大量污水和固废处理设施主要用于解决城镇工业和生活排放问题，各地对局部小支流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危害性认识还不到位。
一些库区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在污染治理财政投入上存在“两头热、中间凉”，中央投入加大、基层需求迫切，但地方（主要是省、地级市层面）投入少，面源污染治理措施很多停留在规划、策划层面。一些库区乡镇污水处理厂及管网尚属空白，地方建设资金匮乏，不少农村居民不愿意缴纳农村垃圾收运费，财政资金兜底捉襟见肘，从源头解决“垃圾堵坝”往往有心无力。
守护一方清水
各地干部、专家建议理顺“坝前垃圾”清理的责任机制，针对“坝前”库区垃圾汇集现象，建立“坝前垃圾”清理企业或管理机构。
同时，解决水利和环保共管共治协调问题，防范“干流垃圾”是当务之急。在巩固既有协调机制基础上，加强联合监督执法，通过设置审批、重大水污染事件应急会商、水源地保护协同等加强部际协作，协调监测行动、实现信息共享。
提升库区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和能力同样重要。应加大农村污水、固废收处能力建设的财政扶持力度，在农村围绕“收集、处理、利用、奖补政策制定”等关键环节，因地制宜，优化集成技术方案，推进农业、农村面源污染减量化、无害化，切实守护水库一方清水。
盲目的国际化扭曲的起跑线--“外教热”调查
外来教师“好念经”
在深圳福田区东海城市广场，几名参加完户外活动的儿童，跟着外教走进一家主打私立英式精英教育的早教中心。
顾问老师Vila是一名中国人。她告诉半月谈记者，该中心为纯外教授课，有7名外籍老师，都是海外直聘，且具备早教资格证书。“一个星期来一两次的效果很有限，不如给孩子一个全英文环境。中国人教英文和外国人差别很大，思维不同，外教的表达方式更优。”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该中心课程分为全天班和半天班，共40个学位。“现在很多孩子都在等位阶段，学位已排到年底了。”Vila说，暑期全天班价格为每月12000元，还需另缴1000元的学位注册费。“9月起开学的半天班价格为58000元一学期，时长5个月。”
“纯外教很有帮助，儿子回家之后经常蹦些英文出来，他在用英语的思维思考。”把孩子送到该中心的一名家长说，希望孩子以后走国际化路线，所以不考虑公立学校。
“我家楼下本来有一所公立幼儿园，，但我还是把孩子送到几公里外的一所私立幼儿园，因为那里每个班有一个外教，全天陪伴孩子学、玩、唱、跳，效果肯定会不一样。”一名李姓家长说，“在那里，中文教师不过是辅助教学。”
实际效果难判断
不过，有些家长也持有不同意见。“外教授课效果跟我自己在家教他差不多。”蔡女土坦言，在家与儿子进行英文对话时，也没听到他讲一些新的东西，“很难判断上外教课的实际效果如何”。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一所幼儿园对今年9月入园的儿童取消外教课程，现有的3名外教新学期也只保留1名，只给往届学生上课。“可能每个人对英语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小时候没学英语，长大后还是可以学得很好。”该园课程主管王老师说，对于幼儿园孩子，有没有外教差别不会太大，“许多家长听说取消外教课也没有反对”。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主打逻辑思维训练的机构并没有一味地推崇外教。“建议选择中国老师，他们的英语很好，课都排满了。”一所早教机构的课程顾问周女士说。
该早教机构注重脑力开发，门店有2名中国和1名外籍老师教授英文早教课程。一小时的课程内容包括问候、闪卡、计算、推理等近20个环节。老师需要快速地操作教具．教授大量内容。
“外教在闪卡等环节的操作不是那么利索，衔接性不是太好。”周女士说，中国老师在教具操作方面较为熟练，更能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外教对中国文化没那么了解，不一定懂孩子的心理。”
“黑外教”需警惕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黑外教”。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不少城市聘请外籍教师有明确严格的程序。在深圳，聘请学校依据相关规定，必须获得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外籍教师在深圳任教均需获得市外国专家局核发的外国专家证。该许可由聘请的学校（机构）提出申请，报市外国专家局审批。深圳市外专局相关责任人表示，学校聘用外籍教师必须来自母语国家．还需两年以上工作经历。
规定不可谓不严，但落到实处却难免“缺斤短两”。半月谈记者在一些城市幼儿园调研发现，一些幼儿园的外教没有工作签证，属非法就业；更普遍的是用非母语国家“老外”来鱼目混珠，市场上来自俄罗斯等非英语母语国家的英文外教不在少数。
“在深圳办幼儿园，聘请一名合格英文外教1年至少要20万元，具体到每个孩子，每月收费需要在5000元以上才能够本。”一所幼儿园招生办主任表示。一位教育专家对半月谈记者说，聘请外国人如果是非正常就业的，可以省去申请、管理、年检等诸多中间环节．大幅度削减办学成本。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对于聘请外教的培训机构或幼儿园，许多家长看重牌子、招生宣传简章以及教育部门认定的资质，根本不会去审查外教资格证。
不应盲目追求“国际葱儿”
采访中，不少家长认为，孩子跟着外教学习，有助于以后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也能让孩子培养国际视野、了解多元文化。
专家表示，目前不少家长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认识存有误区：一是只要是外国人就是外教。二是晚一点学英语就不行，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外教课。三是中国老师不如外教，教不好英语。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戴正清认为，对于儿童教育，中国注重规范的教学，而外国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则较为个性化，课堂上的互动活动和游戏更能吸引孩子，有助于儿童在素质方面的熏陶。如果外教老师语言能力好、有合格的资质和相关教育经验，国际化教育的确有利于儿童在语言学习和思维视野方面的发展。然而，现在有很多不正规的外教，除了口音不标准、儿童模仿后难以纠正外，他们的消极态度、不良生活习惯和一些极端思想等，也许会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
“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学生的知识基础较为扎实，国际化教育的知识容量较小。”戴正清说，如果孩子在早期接受了国际化教育，再回到中国公立教育体系，可能会不适应，出现难以衔接的情况。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周保国说：“如果教学条件较理想，把学习条件作为一个基本不变的状态，从两三岁开始学和从七八岁开始学英语，最后的效果差别不大。” 燕山大学副校长张福成认为，目前我国尚没有明确针对外籍教师的法律法规，只有一些程序性规定。应尽快完善立法，完善外籍教师聘任标准及办法，以相关法律规范外籍教师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现有的外籍教师进行资格、能力、道德与文化的综合评估。黑手伸向保护区，地方“政策放水”须刹住
当前自然保护区频现黑手，集中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在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上打折扣、搞变通，执行上不作为、乱作为的弊病，有的甚至从地方政策层面“放水”纵容。新一轮环保督察、问责对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的行为敲响警钟，发出警示。
“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
乱象一：非法探矿采矿，开发瞄向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
自然保护区往往是一些珍稀动、植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候鸟繁殖、越冬或迁徙的停歇地以及部分饲养动物和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的集中产地，是具有典型性或特殊性的生态系统。正是这些地域广博、人迹罕至、资源丰富的地方，被一些人视为资源开发的“富矿”。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但一些地方竟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瞄准自然保护区蕴含的矿产、能源资源进行大肆开发。
中央环保督察组今年7月向湖南省反馈环保督察情况时直指自然保护区管理不到位的问题。督察组指出，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非法采砂项目29个，水电项目67个，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鲵的天然出苗点较保护区成立之初大幅减少。
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资源开发的黑手伸向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保护区设置的144宗探矿权、采矿权中，有14宗是在2014年10月国务院明确保护区划界后违法违规审批延续的，涉及保护区核心区3宗、缓冲区4宗。
乱象二：违法经营旅游，商业开发“跑马圈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核心区禁止任何人进入，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但一些地方环境法治意识淡薄，违法违规项目畅通无阻。
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组今年7月反馈的督察情况显示，2014年以来，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龙凤山景区管委会陆续在辽宁楼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毁林占地建设栈道、戏台、水塘、拦水坝等旅游设施，违法开展旅游经营活动。
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同样纳入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的天津市宁河区在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里海湿地核心区和缓冲区违法建设湿地公园，该市海洋部门多次违规批准游客进入保护区核心区。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一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竟然修筑了峡谷穿越乐园旅游设施，扩建游客接待中心。半月谈记者采访中还发现存在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违法修建森林小火车项目的情况，今年在上级部门的过问下，才予以拆除、整改复绿。
专家表示，地方不能为了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生态环境作为代价，在保护区“跑马圈地”、搞商业开发。特别要警惕有的地方未经充分论证就调整自然保护区范围，造成核心区、缓冲区面积减少，少数大桥、公路直接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现象亦令人担忧。
乱象三：围网养殖、围垦、违法采砂，污染水质。自然保护区往往是生活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渔业水体等水源保护区域。但一些生态资源禀赋较好的地方，水污染的问题时有发生。
中央环保督察组今年4月向湖北省反馈的督察意见称，洪湖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长期以渔业收费代替渔政执法，截至2016年11月拆围前，珍珠养殖面积达9950亩，围网养殖达155万亩，水质从2011年的Ⅱ类恶化到2016年的Ⅳ类。一省的整改通报信息显示，该省内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当地农民围垦湿地2000多亩种植农作物和养殖小龙虾：一些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水域违法采砂、捕鱼、捞螺等行为长期存在。
“政策放水”，保护区缺保护
自然保护区内乱象多发，原因多样。其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政策放水”现象值得警惕。
第一，地方法规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竟从政策法规层面打“擦边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的通报指出，《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正，部分规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将国家规定的“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10类活动，缩减为“禁止进行狩猎、垦荒、烧荒”等3类活动，而这3类都是近年来发生频次少、基本已得到控制的事项，其他7类恰是近年来频繁发生且对生态环境破坏明显的事项。2013年5月修订的《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法》，违法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行矿产开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说，随意调整保护事项，为侵占自然保护区的违法行为打开方便之门。一旦开了这个口子，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的现象就难以控制。
同时，一些地方还出台“土政策”干预环境执法。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豫秦说，上述做法违背法律法规，在立法和政策制度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为自然保护区的开发破坏行为撑“保护伞”。
第二，考核政策“放水”传递错误政绩导向。一些地方“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根深蒂固，为发展经济调减生态考核指标，使政府官员只看短期、显性经济利益，助长了当前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甘肃省张掖市在设定全市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时，把2015年和2016年环境资源类指标分值分别设为9分和8分，低于2013年和2014年11分的水平。
“有些地方干部对绿色发展重视不够，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认识不够，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曹荣湘说，生态底线意识的缺乏，使他们不惜违反自然保护法律法规，将“发展”置于“保护”之前，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导致破坏自然保护区的现象屡屡发生。
第三，执行“放水”，监管层层失守。一些地方职能部门在掌握和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时搞变通、打折扣，执行不力、把关不严。
一个省级整改通报的信息显示，该省水利厅编制的省内一大型湖泊采砂规划修编报告(2014年-2018年)中，湖内批准的3个采砂区，有128平方公里在银鱼产卵场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5.54平方公里在实验区内。理应履行监管职责昀水利部门竟为在保护区采砂大开方便之门，当地依法依规进行了严肃查处。
周珂说，一些地方只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对违反自然保护区法律、法规的开发建设项目采取默许态度；一些地方主管部门责任不落实、履职不到位，各自为政、相互推诿，造成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执行不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的通报指出，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在2014年10月国务院批复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界后，仍违法违规延续、变更或审批14宗矿权，性质恶劣。甘肃省发展改革委在项目核准和验收工作中，以国土、环保、林业等部门前置审批作为“挡箭牌”，违法违规核准、验收保护区内非法建设项目。甘肃省环境保护厅不仅没有加强对有关部门工作的指导、监督，反而在保护区划界确定后仍违法违规审批或验收项目。
严肃问责让制度“硬”起来
还自然保护区以绿色，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更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当前各地不遮掩回避，正在对自然保护区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严格整治，严肃问责。专家建议，要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保持制度刚性，形成强大震慑，倒逼责任落实。
专家认为，在清查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情况时，要重点检查采矿、道路、水电、林业开发、非法旅游、侵占保护区从事非法捕捞、种养殖业等行为，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同时各有关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切实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的准入审查，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开矿、开垦、挖沙、采石等明令禁止的活动，对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违法开展的水电开发、房地产、旅游开发等活动，要立即予以关停或关闭，限期拆除，并实施生态恢复。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一些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后，缺乏机构编制，缺少人员。“自然保护区不应仅仅停留在名称上、概念上，要做到‘名副其实’。”曹荣湘、宋豫秦等专家建议，各地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健全管理机构，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专家指出，中央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严肃处理释放出明确信号，谁不重视生态保护，必将受到严惩，付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应优化绩效考核制度让各级党政干部切实转变观念，坚守生态底线；对领导不力，失职失责的，要严肃问责，公开曝光，以儆效尤。
“各级党政领导必须切实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突出位置，把划定和严守生态红线作为重大的历史性使命，使自然保护区建设成为自觉的常态行动。”宋豫秦说。
一些地方正在试点开展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自然保护区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受访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建立健全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在领导干部离任前对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生态保护情况进行审计，一旦发现问题要追究责任，绝不姑息，念好“紧箍咒”，算好“生态账”，督促、倒逼各地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党建扶贫双推进，“红牛”筑起致富路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条件差、支柱产业少、发展资金缺、脱贫致富难等问题，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积极探索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推双促”模式，设立3.8亿元基层党员带领群众创业致富贷款简称“红色信贷”，专项用于扶持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红牛”养起来
“以前牛帮人干活，现在人帮牛干活。”勐戛镇芒丙村村民邵怀兰一边喂牛，一边自嘲是“牛的奴隶”。“这140多头‘红牛’不仅是我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3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的助推器。”邵怀兰说，通过合作经营，贫困户每年可分红2000多元，还可利用闲置土地种牛草、在牛厂打工赚钱。
邵怀兰所说的“红牛”，就是在“红色信贷”专项扶持下，发展起来的肉牛养殖产业，也是现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
作为贫困地区，芒市要完成全市38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逾1.3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如何多渠道拓宽增收致富路子，让更多政策措施惠及广大党员群众，是关乎民心向背的事情。”芒市市委组织部部长郑昭说，市委围绕这些问题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以适合山区特点、符合群众意愿、市场前景好、风险可控的“红牛”养殖产业作为承载脱贫攻坚、回应民心期盼、建强政治堡垒的工作载体，并作为“书记工程”全力推进。
自2015年以来，芒市共实施3.8亿元“红色信贷”，到2016年底，芒市肉牛存栏1028万头、出栏501万头。
郑昭说，在芒市，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减弱、影响力下降、吸引力不够，部分党员作用发挥不好、归属感和自豪感不强，党建难题凸显。
为解决这些问题，芒市市委组织部将贷款申请的把关、推荐、审批、督查职能全部下放到村小组党支部，由党支部召开会议审核把关，党支部书记督查问效。同时，以村民小组党支部、行政村党总支、乡镇党委、市委组织部层层审批，确保最需要发展的群众得到帮助，确保每一分贷款都用到实处。不仅如此，芒市还指导基层党组织积极领办、创办产业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村党员形象提升工程”，让有能力的党员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唱大戏、成主角。
为破解群众担忧销路的问题，芒市创造性组建了一支280人规模的农村产业经纪人队伍，搭建起了山区群众对外交流的桥梁，帮助群众进行“红牛”销售。
“红牛”筑起致富路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芒市实现了个体养殖、专业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同步发展，当地2900多户、14500余名党员群众逐步走上脱贫致富路。同时，“红牛”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国内食品加工知名企业人驻芒市．年加工300万头肉牛生产线的一期工程已经顺利推进，助推芒市食品工业园区形成。
当地还依托牛粪发展农村沼气和生态农业，实现了产业链延伸。勐戛镇沙子坡村民小组规划肉牛养殖、沼气、果园循环发展，催生了旅游观光、赏花摘果等附属产业。沙子坡村党支部书记朱永飞说，现在的沙子坡村已成为游客休闲度假、陶冶性情的好去处，每年桃花盛开的季节，赏花者络绎不绝。
邵怀兰家每年光牛粪就可以卖十来万元，而且还有人上门收购。“卖出去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量牛粪都用来给50多亩牛草充当肥料。”邵怀兰的丈夫陶加应说，用牛粪种草比化肥好，这样喂养出的牛更健康。
“产业发展起来了，致富路也修好了，下一步我打算学些技术，在深加工方面做做文章。”陶加应说。
“新经济”应向新浪费说N0
“新经济”高速发展
据公开数据显示，共享单车行业中，仅ofo、摩拜加起来的日活跃用户量已超过千万；外卖行业中，一个“饿了么”订餐平台对外披露的日订单量也已达到1千万左右；物流行业中，菜鸟网络日均协助中国零售平台投递5500万个包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中国正迎来“新经济”发展的春天．中国也在快速创造互联网经济的奇迹，以互联网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领域正在快速成长。而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雪军看来，“新经济”高速发展之下，浪费和污染不容小觑，“共享单车违规停放处理率低，快递外卖行业的包装垃圾多数材料不可降解，于生态而言都不够友好”。
“新经济”催生新浪费
场景一：在杭州城南一处上千平方米的空地上，上万辆共享单车被弃之荒野，各品牌的共享单车密密麻麻。类似的共享单车违停暂扣点在杭州还不止一处，数以万计的共享单车闲置浪费，被网友称为共享单车“坟场”。
场景二：上海白领唐女士近期网购了化妆品，她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个8厘米高的精华露用上了塑料泡沫、充气柱、超大的纸箱盒等包装，“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让她很惊讶。“取出商品后，除了箱子比较容易回收，其他都只能扔进垃圾桶。”唐女士说。
场景三：一个周末的午后，在某高校宿舍楼下，不时有同学下来取外卖和快递，宿管阿姨吴女士感叹说：“现在的孩子都宅，饭点儿不出门，叫外卖很普遍。”而在宿舍楼下的垃圾堆里苍蝇乱飞，外卖包装和普通垃圾不分类地堆放着。
这些场景在生活中非常普遍，背后的浪费触目惊心。例如，2016年，全国快递包裹达313亿件，产生快递塑料袋120亿个，胶带247亿米，绝大部分无法回收且无法自然分解。
又例如，以日均1000万单外卖、每单外卖用1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0.06平方米粗略估算，一天使用的塑料袋可覆盖60万平方米，相当于84个足球场，约11天就能覆盖一个西湖。更有业内人士预测，共享单车在未来两三年内，将出现大批量破损车辆，如何回收再利用亟待解决。
多管齐下拒绝新浪费
受访专家认为，“新经济”发展导致一些污染物增加，除了企业要履行相应社会责任外，行业也需要制定更明确的标准，从政策上来鼓励各方加入绿色行列。同时，消费者也应提高自觉性，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多管齐下让“新经济”拒绝新浪费。
一是设立治理目标，制定行业标准。“目前快递使用的不可降解材料，事实上是符合当前的国家标准的”，一位业内人士说，而且绿色材料往往成本较高，企业必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材料，建议提高标准，强力推动绿色行动。而对于共享单车出现的闲置浪费，相关专家则认为，随着行业洗牌，越来越多的单车品牌将退出市场，情况会有所好转，但仍需考虑破损带来的治理难题。
二是利用经济杠杆，从源头端降低污染物使用。在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看来，以外卖和快递行业来说，国家可通过税收杠杆，大幅提高塑料餐盒、塑料袋的使用成本，同时降低纸盒、可降解塑料等绿色包装的使用成本，遏制住包装污染的势头。
三是推动消费者一起参与到绿色行动中。“各行业的绿色化势在必行，应让政府、商家、物流企业、物流平台加上消费者‘五方联动’。”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杨骏说。菜鸟网络董事长童文红表示，“对于绿色材料增加的成本，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也要给予一定补贴和支持，同时消费者也要承担一部分”。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了各方面的努力，“新经济”正在拒绝新浪费，科技也可带来“绿色”。例如，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国内“三通一达”等快递企业共同发起的“菜鸟绿动计划”，开发应用生物降解塑料包装及无胶带纸箱等，目前300万个绿色包裹已到达消费者手中……
活水润贫乡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四川大凉山、大巴山的多个贫困村采访了解到，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当地以邮储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直接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全力服务国家扶贫开发行动计划，通过贷款到户、带资入股、立体帮扶等多种形式，为深山贫区送去金融“活水”，逐渐走出了一条“资金跟着贫户走、贫户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金融精准扶贫新路。
“母牛生小牛，借钱生新钱”
吉五赤乞所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的布拖县九都乡芝洛古村，是典型的彝族聚居村，也是大凉山深度贫困村。这里的老百姓普遍种植马铃薯、荞子和玉米，但粮食往往只够自己吃，很难再有别的收入。
吉五赤乞说，一直想搞点养殖，母牛生小牛，小牛能卖钱，就有了收入。但一头母牛的成本近万元，自己根本出不起。这样的情况在芝洛古村乃至整个大凉山都并不鲜见，对于那些勤劳的人们，几千块的起步资金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吉五赤乞以前只有领取国家的补助才会和银行打交道，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能从银行贷款。他们收入低、没抵押、没担保，一般不是银行的理想客户。
“这也就是金融扶贫的意义所在。”邮储银行凉山州分行三农部总经理姚华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该行开发了“惠农易贷”小额信贷产品，向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3年以内、5万以下、最低可执行基准利率的“免抵押、免担保”财政贴息信用贷款。
作为这款产品的首批客户，吉五赤乞去年5月份拿到了1万元的母牛养殖启动资金，而一年后这头母牛生下的3头小牛市场价就已经超过1万元。“母牛生下小牛，借的钱就能生新钱。”吉五赤乞说，修新房的时候修了新的圈舍，以后还要多养几头。
给贫困户贷款．最怕的就是出现还贷风险。对此，目前至少宥两重保障：一是有村干部和农技员对资金用途和养殖技术进行监督和指导，确保还款来源；二是由政府与银行共同设立风险基金，按7:3的比例兜底承担风险损失。
在芝洛古村，这样的贷款邮储银行总共发放了60多笔。而截至2017年5月底，邮储银行累计在凉山州发放扶贫小额贷款12978.65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2827户。这些贫困户手里的信贷资金已然成为一汪“活水”，浇透了“最干涸土地”。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6月23日，四川大竹县李家乡大湾村的122户建档贫困户，逐个从大竹碧园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庆禄手中接过红包，脸上乐开了花。作为这家黑山羊养殖合作社的“股东”，他们每户都获得了900元的分红收益。
大湾村把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综合利用国家各项扶贫政策，发挥精准扶贫贷款的纽带作用．让当地的贫困户可以从产业项目中持续获得收益。
周庆禄介绍，大湾村采取了“专合社+贫困户+村委会+政策贷款”的利益联结机制，将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项目发展，贫困户利用帮扶资金购置种羊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再利用邮储银行扶贫贷款滚动发展，产出的收益在合作社、贫困户和村集体之间按6：3：1分配。
这种方式被称为“带资人股”，就是贫困户将银行发放的小额扶贫信用贷款“投入”龙头企业或合作社集中使用发展产业项目，企业或合作社承担还款义务并按年给贫困户保底分红。在凉山州冕宁县拖乌乡鲁坝村，一个规模上千亩的食用菌产业园也以这种方式惠及当地数百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当地干部说，这个办法既避免了贫困户有资格贷款但缺少项目的尴尬，也缓解了企业有技术但缺乏资金的困境，还有效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乡里去年第一批69户贫困户将310万元贷款“入股”，年底都有现金分红，今年第二批100户又投入了500万元，规模持续扩大。
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贫困户收益的多元化。49岁的吉克布机莫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将扶贫贷款5万元投入企业，得到了1800元的分红；在园区打工一天最少70元，一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流转1亩多土地每年还有几百元。“一年加起来有两万五，脱贫有信心。”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收人有了长期支撑，贫困户、企业和银行多方共赢。”邮储银行冕宁支行行长郭波说。据半月谈记者了解，仅邮储银仃四川省分行就针对凉山等地20多家涉农企业展开同类合作，授信扶贫贷款额度达6500余万元，可惠及贫困户1300多户。
金融活水串起立体扶贫新格局
越是偏远的山区，发展产业的综合基础往往越薄弱，直接面向贫困户简单的贷款支持未必能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因此，探索以金融为切口的立体帮扶路径尤为迫切。
在凉山州布拖县九都乡政府大院内，由邮储银行和邮政公司共建的“三农服务站”十分显眼。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服务站充分发挥银邮双方优势，整合资金、产业、智力、农资、电商、物流等平台，成为对贫困地区进行立体扶贫最前沿的触角。
“通过银行信用贷款，搞种植养殖就有了起步资金。通过邮政电商渠道，农资直接配送到家，还可以把农产品放上网卖。”47岁的村民日子拉说，有了服务站，不用担心没钱，不用担心没市场，只要自己勤劳肯干，在家就有赚钱脱贫的门道。
此外，当地金融机构还将“融资+融智”连接，联合农业、科协等部门举办“农民金融夜校”，有针对性地对贫困群众开展金融知识和农业技术培训，1000多人因此受益。
龙门，一座“文艺范”山城的诞生
龙门县隶属广东省，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带，素有“北回归线上的绿洲”之称，是珠三角生态环境最佳的地区之一，有“中国最美文化生态旅游名县”之誉。
龙门是一座文明古邑。小镇的斗转星移，有一部别致生动而浓墨重彩的纪录-农民画。这里是闻名海内外的“农民画之乡”。龙门农民画起源于清末，上世纪70年代正式得名。1988年，龙门县被文化部认定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此后更于2008年、2011年、2014年三次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丹青之美让民众爱上乡村
龙门农民画擅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描绘乡情乡愁。在中国诸多城市，龙门农民画墙绘已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风景。2013年至今，236幅龙门农民画被中宣部制作成全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幅列为中宣部“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设计元素。今年，龙门人创作的感恩主题农民画公益广告第一批18幅已向全省、全国推广。
县城虽小，农民画协会却有会员350多人。这些画家出身阡陌之间，躬耕陇亩，寄情丹青。他们的作品以龙门民俗和中国古典文化为创造源泉，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风情。
漫步在龙门的街巷，一幅幅农民画壁画给路人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形象地传播着传统文化，丰富着群众的精神世界，为乡村营造出浓郁文化氛围。“农民画让乡村充满诗情画意，不失现代内涵。”龙门县领导如是说。
农民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与世界对话的纽带，让龙门在国际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龙门农民画已陆续走进美国、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不少画家受邀在海外举办交流画展。今年7月，龙门农民画画家钟永廉等受邀访问墨西哥并成功举办“中墨文化交流--广东龙门农民画展”，墨西哥当地政府国际事务处负责人克劳迪娅，索里亚诺称：“中国农民画漂洋过海、集体亮相体现了中国文化财富之丰富。”
龙门农民画这朵民间艺术之花．正在国家发展的春风里开枝散叶，成为龙门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动载体。
古村居保护让文化财富永世传承
古树绿影婆娑，小巷整洁有序，庭院错落有致……历经数百年沧桑，龙门古村落仍然焕发出蓬勃活力，连片古建筑群保存基本完好，古人尊师重道、崇礼修文的风气传承至今。在当地政府眼中，这是龙门最宝贵的文化财富。
据新楼下村村干部介绍，村落古建筑按典型的客家民居格局设计，名为“绳武围”。“绳武”含义正是祖先希望后辈尚武崇文，文武兼修，做有用之才。此外，绳武围围墙内墙角处的3口古井呈“品”字型紧紧相依，出于同一个泉眼．古人以此教育子孙后代讲道德、重团结。
除了保护修缮古建筑，龙门县还全面推进古村落的整体保护性开发．积极建设图书室等公共设施，在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大大提升了村民幸福感。
生态文化让山区经济扩容提质
生态是龙门一张闪亮的名片。多年来，龙门县以生态经济为发展之重，旅游业取得了可喜成绩。2016年，龙门入选全国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在广东省率先启动编制县一级全域旅游规划，定位“国际康养旅居目的地”，着力打造“生态+品牌”驱动型县域旅游样板。
在南昆山十字水生态度假村，传统客家夯土墙与竹木融合的建筑工艺让游客感受到了自然与文化的和谐。龙门县南昆山管委会主任李伟权说，龙门县正以环南昆山为龙头，践行绿色发展要求，不断挖掘地域文化宝藏，文化与生态相辅相成、内外兼修，助力山区崛起。目前，龙门生态景区形成了“森林度假”、“温泉养生”、“田园风光”和“民俗风情”四大旅游板块，逐步呈现“文化联姻旅游做大、农业围绕旅游提升、旅游支撑工业做强、医疗依托旅游做精、体育融入旅游做旺”产业融合的良好局面。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县域经济的重要一员、珠三角得天独厚的生态屏障，龙门正努力把守护生态、留住乡愁、惠及民生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以生态和绿色为发展支柱，将产业和文化紧密融合，以华丽绽放之姿，迎接大湾区发展机遇期的到来。
“智慧能源”时代到来，你准备好了吗？
如何理解“智慧能源”
目前，国内学者们对“智慧能源”的认识和主要观点，大体可以归纳如下：
--“智慧能源”的载体是能源，无论是开发利用技术，还是讨论生产消费制度，研究的对象与载体始终都是能源，人们不懈探索的目的也是寻觅更加安全、充足、清洁的能源，使人类生活更加幸福快乐、商品服务更加物美价廉、活动范围更加宽广深远、生态环境更加宜居美好。
--“智慧能源”的保障是制度，“智慧能源”将带来新的能源格局，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能够鼓励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组织、倡导节约能源、促进国际合作的先进制度提供保障，确保智慧能源体系的稳定运行和快速发展。
--“智慧能源”的动力是科技，蒸汽机与内燃机的科技创新是工业文明的基础，“智慧能源”的发展，同样需要科技来推动。核能、太阳风能、生物质能、泛能网等人们正在利用、探索或仍未发明的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必将会为“智慧能源”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智慧能源”的精髓是智慧，智慧是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智慧区别于智能，智能主要指智谋与才能，偏向于具体的行为、能力和技术。“智慧能源”的智慧，不仅融汇于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中，还体现在能源生产消费制度变革上。
新的管理运营模式呼之欲出
“智慧能源”将深刻地改变数百年来人们已经习惯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智慧能源”时代到来，人们必须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从现在起就着手探索适应未来“智慧能源”时代的各项制度。
“智慧能源”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三性三化”，即：综合性，实现电、热、冷、气、水等多种能源横向协同和源-网-荷-储等多个供应环节纵向协同；就近性，优化保证能源的就地生产、就地平衡、就地消纳；互动性，实现不同能源主体之间的互动，人人都是能源的产销者；市场化，通过高度市场化的能源价格机制，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智能化，通过控制中心使整个系统有了“大脑”和“神经”，实现互动协同；低碳化，实现区域能源开发利用的清洁高效。
未来，政府在长远规划中，须打破原来不同能源品种单独规划、单独设计、单独运行的传统模式，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协作模式，提供区域综合能源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真正的生产协同、管廊协同、需求协同以及生产和消费间的互动。
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建设的突破口
在2015年召开的“第五届智慧能源国际峰会”上，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开启能源互联网新时代”。
2015年3月2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通过了IEEE1888标准。据悉，这也是能源互联网领域的TCP/IP标准，这一标准基于互联网协议的思路，将电、水、气等能源数据化，将能源控制总线转化为互联网节点，将能源转化为互联网流量，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新技术，达到提高能效、节能减排等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这一新标准，不仅满足数以百亿计的设备与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同时，还将规范这些设备产生的海量数据的格式，并最终保证数据安全，实现能源互联网产业的全球部署。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一国际新标准颁发至今，已在中国、日本、越南、泰国、印度等全球各地，成功完成了多个示范项目及商业化的解决方案，某些项目在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能源的同时，还产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机会及商业模式。
未来，在更新观念和研究新的管理模式的同时，应将能源互联网研发作为“智慧能源”建设的突破口，真正使其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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