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3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强化优先意识，做好“三农”工作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并继续作为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成为关键词。
把“三农”工作放在首位，是我国革命、改革和发展取胜的重要法宝，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教训。相比工业化和城镇化，目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仍然是现代化的短腿短板。尽管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农村的“消亡”。西方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我国发展到同样水平时，仍然有约3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建设好农村、发展好农业，使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
当下，做好“三农”工作更具紧迫性。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交汇期。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中央要求，必须充分认识做好当前“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切实稳住“三农”这个基本盘，突出抓好“三农”工作各项硬任务的落实，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
可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考量。如何优先？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人、地、钱等现实难题，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要求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强化党政一把手责任，把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到“三农”工作队伍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最重要的是保障乡村振兴用地，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按照三权分置放活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深化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必须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矛盾，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此，要坚持财政优先保障，改变地方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农业农村比例不高的做法，并通过财政投入引导和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
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就是按照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针对农村公共服务突出弱项，参照城镇标准加快建设。特别是，要优先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优先实施健康乡村计划，积极引导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基本实现参保计划农民全覆盖，实现农民老有所养。
中央已经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面做出了表率，每年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三农”工作，进入新世纪已连续出台16个中央一号文件强化顶层设计，优先保障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预算支出。然而与中央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些地方不重视农业农村发展，更不要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了。
为什么会如此？这与一些地方领导的发展观念直接相关。一些地方片面地认为工业化和非农化才是发达的标志，将农业视为落后产业；一些地方片面地认为城镇化才是现代化，农村最终要“消亡”；甚至有少数地方领导曾经提出，要消灭农业农村。
不必讳言，农业农村发展，其资源要素的经济贡献相对较小。对地方来说，发展农业农村更多时候是需要给予支持、帮扶。而非农产业发展，则带来税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农业农村发展是负担，非农发展才是财富。这是不少地方领导发展观念偏向城市、偏向工业的直接诱因。
此外，一些地方不重视农业农村发展，还与考核体系直接相关。相对于工业项目、城市建设动辄十亿甚至百亿的投资，农业项目多是“小打小闹”，几千万元投资就算多的；还要与众多农民打交道，费时费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有限。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指挥棒下，地方领导不重视“三农”不足为奇。
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领导干部是关键。中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正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念和做法的提醒。各地领导干部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优先意识，切实把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要充分认识农业农村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意义，彻底扭转重工轻农、先城后乡的思想观念；要制定具体措施，保障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这四个方面的优先不打折扣；要完善考核办法，让各级领导干部踊跃投身广大农村建功立业，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更大的步伐。
半月讲解
2 新时代干部为何需要斗争精神？
在近期举行的多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到斗争精神。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成为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新要求。干部的斗争精神，为何被如此重视？
强化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需要斗争精神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政治责任缺失、政治担当不力、政治能力不足，成为中央强调干部需要增强斗争精神的问题背景。
一些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抓班子带队伍宽松软，在工作中欠缺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对班子成员、同事、下级出现的问题和苗头，缺乏敢于动真碰硬的勇气，不敢抓、不敢管，致使“好人主义”盛行。有的甚至刻意回避矛盾，任其发展，对错误做法和不良倾向置若罔闻，导致矛盾越积越深，恶果越累越多，最终不可收拾。
还有部分干部不敢为广大群众的利益唱“黑脸”、当“包公”，不敢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消极懈怠、回避矛盾、做“和事佬”“太平官”的现象，致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干部群众怨言不少。
呼唤斗争精神，本质上是党对干部队伍强化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的要求。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提出，强化政治责任，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增强斗争精神，坚决同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
斗争精神的要义，在于坚持党性原则，在于坚守责任担当。呼唤斗争精神，并不是为了削弱、疏远党内的同志关系，破坏、影响合作的同事关系，而是为了更好地改善内部团结、凝聚整体合力。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蕴含了斗争精神。在领导干部的合作共事中，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是经常的，也是必然的，关键要看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如果坚持原则，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揭露问题、敢于触及思想灵魂，敢于指名道姓地提意见、挖根源、论危害，就能做到防微杜渐、见微知著，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能分清是非、达成谅解，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培养斗争精神，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坚守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唯有如此，才能把政治责任切实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开展伟大革命，进行伟大斗争，需要斗争精神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培育与伟大斗争相适应的斗争精神，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要求。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新矛盾、新挑战给我国发展带来一定压力。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中，不少新问题冒头，一些老问题仍然待解。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应对新形势，狠抓工作落实，敢于、善于攻坚克难。
然而，心存顾虑、畏首畏尾，不敢担当作为;能力不足、办法不多，不会担当作为;应付差事、得过且过，不真担当作为……这些是当前部分干部斗争精神不振、斗争能力不足的典型表现。培养干部的斗争精神，增强干部的斗争本领，成为中央推动各项政策施行、促进各项改革落地过程中，尤其关注和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让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在2019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斗争精神。他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年轻干部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
培育斗争精神，必须修炼坚强意志。面对困难，广大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培育斗争精神，必须加强斗争历练。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枪真刀磨砺，强弱项、补短板，学真本领，练真功夫。
半月调查
3 不跑中心跑中介，“只跑一次”竟跑偏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我国多地推出“最多跑一次”“只跑一次”“一次办好”等惠民举措，受到群众普遍欢迎。然而，有群众反映，如此好政策在部分地方跑偏走样：为确保到政务服务中心只跑一次，有地方将部分免费办事流程转手给中介公司，出现“不跑中心跑中介，多跑腿还多花钱”的怪象。
原来只需跑中心，现在还要跑中介
多地的“最多跑一次”政策，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实质内容大同小异。以山东的“一次办好”为例，企业和群众办一件事，在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提交申请到获取办理结果，实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实现“一次办好”。
近日有群众向记者反映，这种惠民改革举措在一些地方名不副实，已经跑偏走样甚至与改革初衷完全相悖。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市民王永强（化名）说，他办理“二套房”房产证时，虽然只跑了一次区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就办好了，但此前还跑了两次中介公司，交了400元中介费。
“在办理首套房房产证时，没有中介公司代办，我只跑了两次政务服务中心就办好了。现在推行‘一次办好’改革，怎么比之前还多跑一次呢？”王永强对此很难理解。
王永强进一步解释说，办理首套房房产证之所以跑了两次，是因为第一次去政务服务中心时，工作人员审核材料后发现缺少一份材料，第二天他按要求补充好材料后顺利办成。最近办理“二套房”房产证时，他原本想着有了之前的办事经验，自己带着材料去政务服务中心“一次办好”，却突然发现“审核材料”这项业务已从政务服务中心转手给了中介公司。由于该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业务不熟，他仅准备材料就跑了两次，最后才带着“审核合格”的材料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次办好”。
王永强的经历并非个案。山东一名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她每天都能代理100名左右像王永强这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客户。“我们和房地产开发商、银行等相关方签订了委托书，办证必需的几个材料给了我们而没给客户，想不找我们代办也不成。”
“现在我们的这些工作，其实就是以前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部分工作。比如，告诉客户准备哪些材料、审核这些材料是否合规，再通知客户去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如果办事时遇到疑难问题，也可以到我们设在政务服务中心的办事窗口咨询。”这名工作人员说。
网友“草原”在中国政府网上也反映了类似问题：政务服务大厅本来只有行政部门可以入驻，可现在有的大厅里有一些除政府部门以外的机构，有些部门把自身工作推给代办机构，代办机构收取较贵的费用，且只有代办的能通过，自己填写的都不合格，严重背离了政府设立政务服务大厅的初衷。
多跑腿多花钱，易泄信息易被骗
受访者认为，“不跑中心跑中介”怪象，不仅让中央惠民政策大打折扣，还潜藏多重风险。
——多跑腿还多花钱。以王永强办理的“二套房”房产证为例，原本他只需跑一处办理，新政徒增了中介公司这一环节，让他多跑了两次。另外，原本政府提供的无偿服务转交中介公司后，摇身一变成了收费项目，让他多花了400元。
记者在济南市不动产登记网上大厅查询到，购买商品房需缴纳登记费，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而消费者“委托”中介公司办理后，按照有、无贷款还要分别额外交纳400元/件、200元/件的中介费。
一名中介公司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按每天代理100件、每件最少收费200元、每年约250个工作日计算，仅有寥寥数人的中介公司每年可轻松赚取至少500万元。
——核心信息易被泄露。王永强认为，办理“二套房”房产证时，他将身份证、户口本、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材料的复印件交到中介公司10余天，材料交出后不久他就发现，每天接到的骚扰电话明显增多。
一名在中介公司工作近20年的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公民个人信息能否被妥善保管，只能靠中介的素质和良心。这些信息在“黑市”上都有价码，越核心、越私密、越涉及财产的信息价码越高，有的信息一条就能卖几元甚至几十元。
——私有财产易被骗。在“委托”中介公司办事时，客户需要签订一些授权书、合作协议等，不少人在签字时，并未仔细翻阅这些合同，而是听由中介公司“差遣”，“让在哪里签字就在哪里签字，让在哪里画押就在哪里画押”。倘若不法分子将诈骗合同混入其中，将存在较大被骗风险。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我国多地都曾发生过类似诈骗案件。
惠民还是累民？“只跑一次”不容跑偏
记者拨打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后了解到，像代办“不动产登记”这种中介服务应按何种标准收费，目前尚未有明确规定。接线人员说，群众不满中介收取不合理代办费用的相关投诉，他们曾接到过多次。
多名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介提供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中介机构不顾客户意愿“强买强卖”，且收费无依据、服务低质量，那就严重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关部门要及时进行监管和查处。“若中介公司只是告知办证该提供哪些材料、何时何地去办证等上网查查就能知道的服务，那几百元的中介费根本就不值。”王永强说。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刘国敏建议，有关部门近期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跑偏走样的行为，严肃查处打着实施惠民政策旗号“与民争利、谋民之利”的不法分子，以倒逼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更新观念、转变作风、优化服务、提升效能，切实减轻群众和企业办事负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认为，“一次办好”的起点是群众的办事需求、终点是事项办结，而不能只计算、只考核群众在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的次数和满意度，应切实将 “一次办好”落到实处，还惠民政策以本来面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些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鉴。山东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科科长田伟介绍，该地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代办中介机构免费提供包括前期咨询、材料准备、业务办理、证照送达等全过程服务，真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一次办好”。
半月世界
4 全球化4.0：全球治理如何再平衡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1月25日在瑞士达沃斯落下帷幕。3000多名全球精英围绕“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这一主题，展开了300余场专题讨论。那么，什么是全球化4.0？面对当前世界经济所遭遇的困境，全球化4.0又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全球化4.0：机遇与挑战并存
相较于全球化4.0的概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可能更深入人心。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为基础、在未来几十年影响众多行业的产业革命。它将推动全球化迈向新阶段，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失业、加速不均衡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全球化4.0”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正如论坛主办方所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与全球治理的许多问题同时发生、错综交织，全球化面临重新调整和再平衡，这就是全球化4.0。
本次达沃斯论坛正是引领代表们探索全球化4.0的新内涵，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国际架构。
课题一：合作与包容
全球化4.0首先提出了合作、包容的要求。
正如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所言，构建全球化4.0的对话必须由全球有关各方参与，并且要改变成千上万人掉队的现象。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下，技术进步带来了行业重组和经济活力。论坛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创造3.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商品贸易，企业全球化的成本将降低。而反观当前世界，经济金融新旧风险叠加，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遭遇逆转危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旧有全球治理体系仍在加剧经济不平等，技术进步不同步也间接造成了国与国之间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如何才能充分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并规避其负面效应？论坛给出的答案是：合作与包容。普通百姓、企业乃至各国政府间的国际互动必须更有包容性。在一个日益互联的世界中，更加包容地发展，建立起新的规则和制度框架，才能让成千上万掉队的人重新追赶上来，减轻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内部动荡和外部冲突。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认为，环境威胁，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发生概率都已经连续3年占主导地位。此次论坛上，与会嘉宾都希望探寻合作新路径，利用新技术，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从根本上改善对关键环境系统，如气候、海洋和生物圈的综合管理。
课题二：“学习革命”与“再培训”
“学习革命”和“再培训”也是全球化4.0提出的新课题。
与会嘉宾们认为，未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淘汰许多手动的重复性工作，预计每年将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被职场淘汰的风险。因此，一劳永逸式的教育模式或将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持续学习并通过再培训掌握新技能。日立公司高管阿利斯泰尔表示，全球化4.0背景下，面临来自科技发展带来的变革，各国需要有意识地投资人力资源、教育和重新培训，增强人们对就业的安全感。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与挑战，世界期待各国携手并肩，共同创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创新与合作之路。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称，目前没有足够“弹药”应对经济放缓，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重建国际合作架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世界面临的挑战更加一体化，如果单枪匹马，将无法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
此次论坛组织了“经济的未来”全球对话、“金融和货币体系”全球对话、“技术政策”全球对话等全方位、各层次的对话，引导各国围绕全球化4.0提出的课题进行系统性思考，在探索协同合作新观念的同时，力求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脉搏，激荡出改善世界现状的新思路。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有干部借机卸责,有干部“看破红尘”：机构改革,部分基层干部心气浮动
导读
当前各地县（市、区）党政机构改革正在加紧“施工”，机构设置过细、职责交叉重叠等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基层事业发展出现许多积极变化。
在基层党政机构改革中，干部人事安排备受关注。但从目前的调整过程来看，职业懈怠感、晋升焦虑感、工作迷茫感等苗头性心态，在部分干部身上有所显现。
“一把手”批量转副职，闲差受追捧
南方某县，机构改革前全县党政机构有60多个，改革后全县党政机构共37个，这意味着有20多个部门的一把手要转任副职。
“已经有几位局长提出要到党史办、人防办等部门去。”
该县县委书记认为，现在有的“一把手”想借机构改革之机卸去身上的重担，去一些清闲岗位度日。
干部心气浮动的这种苗头，已经让一些工作不好开展了。现在一些重点项目布置下去，还要给分管领导做思想工作，不然不愿意再干。
一些县纪委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对半月谈记者坦言，在此次机构改革中，一些领导干部出现明显的卸责心态.
有的甚至将改革当做不作为的“挡箭牌”，有的“看破红尘”、不想事业，只要保证待遇就行，占着位置混日子，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记者了解到，为了平稳推进机构改革，一些地方采取“加长板凳”的方式，将改革前的部门负责人悉数纳入新单位的班子，争取以“时间换空间”。
中部某县一名领导干部说，有的“一把手”转为副职后，进入随遇而安、坐等退休的状态，这对推进实际工作和培养干部队伍不利。
借改革之机，摆脱原来压力较大工作的想法，在普通干部群体中也一定程度存在。
贵州一名基层财政分局干部告诉记者，由于目前从事的财会工作涉及扶贫等关键事务，风险高、压力大，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到清闲一点的部门去。
两个“倒金字塔”，职业前景堪忧
记者调查发现，面对本轮机构改革，一些年富力强的乡镇干部透露出对职业发展前景的忧虑，这忧虑来自两个“倒金字塔”。
一是从上到下干部待遇呈“倒金字塔”。中部某乡党委书记介绍，与市直部门相比，同级别的乡镇干部年收入低了不少，有的乡镇副职领导情愿去市里任何一个单位做科员。
二是乡镇干部上升空间本来就相对较小，从省到市到县，党政机构数量也呈“倒金字塔”，干部晋升“天花板”可能更为明显，干部积极性容易受到影响。
不少县乡干部反映，机构改革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人事冻结了，想要调动工作更难了。
一名乡党委书记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自己所在的县级市没有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被提拔为副处，部分年纪稍大的党委书记要求进城也没被考虑。
“就看谁熬得住，熬不住的就辞职创业了。”
多名基层干部估计，本轮机构改革的人事问题要等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好。
湖南某镇镇长直言，作为乡镇干部，感觉对未来前途和职业发展走向更难以预估，容易产生焦虑感。一些差额和自收自支编制的同事还担忧自己的饭碗会不会没了。
不确定性增加，工作迷茫感浮现
经过职能调整，一些干部对未来工作不确定性的担忧有所显现。
中部某县水利局局长介绍，成立应急管理局之后，水利部门的防汛办公室要划入应急管理局，但相关干部不太情愿.
原因之一是这项职能过去并不只是防办在做，而牵扯到水利部门的多个单位。目前仅靠他们几个人很难完成好工作，未来感到有些迷茫。
“面对机构改革的大环境，尽管广大干部能够做到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但同时又容易感觉自身渺小，尤其担心自己多年的努力与付出可能会被淹没在机构改革大潮之中，思想波动在所难免。”一名受访乡镇负责人说。
专家表示，推进机构改革是群众所盼、时代所需，不容迟疑。与此同时，也应关注基层干部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变化。
当下正是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要尽快出台机构改革的配套措施，切实畅通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完善激励机制，使他们在岗位上安心工作，肯担当、有作为。
6 不狠摆不平？“狠人治村”是与非
导读
面对难缠的人和事，为了促进村里发展，有的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一些狠招，恩威并施；有的村干部为了达到目的，明知违法违规，还是不择手段，采取打折腿、点燃车等暴力方式。
威胁，恐吓，逼迫，甚至暴力，狠人用狠招，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并不鲜见，这凸显了乡村治理法治化、规范化的现实难题。
办好事、办大事，狠招迫不得已？
治村，难免会遇到难缠的人和事。半月谈记者发现，在一些利益复杂的村庄，一旦正常途径、正当办法“走不通”“搞不定”，村干部可能诉诸“狠”字，对一些特殊对象采取狠招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黑龙江一个一穷二白的偏远小山村，2015年村干部确定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引进一个影视基地项目，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但在征地过程中，有一户村民说什么就是不同意征地，眼看工程就要动工，投资方非常着急。
一名村干部找到这户村民讲道理、谈条件。在无效的情况下，这名村干部只好对这户村民放狠话：“再不同意，就让其他人把你家门堵上。”这户人家最终就范，影视基地如期开工。
该村党支部书记说，一些富民项目，特别是一些公共建设，只要是为了村里发展，绝大多数村民都会支持，但不排除“钉子户”存在，这个时候就必须使狠招，恩威并施，否则好事就有可能办不成。
湖南中部某村开展窄路加宽工程，但是有部分村民思想固执，仅考虑个人小利益，出面抵制工程。村支书果断采取措施，冒着争吵、被打的风险，发狠放话，甚至摆出以命相搏的姿态，终于压服众人，排除阻碍。
如今，3公里多长的主公路畅通竣工，得到广大村民的赞许。
“治村，要用狠劲，不能用狠心。有的时候要霸蛮，但是不能霸过了头。”这名村支书说。
一些村庄“当家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不少村里“管事的”面对复杂问题，主要经验就靠三个字：一是哄，哄着村民高兴；二是磨，耐着性子做工作；三是狠，有不同意见也要同意。
湖南某村，陶姓、宋姓两大家族为农村宅基地不时争吵斗殴，颇有积怨，村干部多次调处未果。
干了30多年的村支书想出“土办法”，让全村各个家族都派出代表，陶、宋家族现场呈证对质，最后当众指出过错方。过错方不服气，于是村支书当着所有代表的面裁决，让双方写下调解协议，并规定“谁违反协议，以滋事论处”。
“这个做法有点类似私设法庭，可能违反了有关规定，但是不采取点狠招，两家的矛盾始终解决不了。”这名村支书说。
“狠人治村”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会不时出现。“只要内心是公正的，结果往往都是好的。”
狠过了，就变成村霸
相比于一些狠招是为了促进村里公共设施建设、集体事业发展，另一些来自村干部的狠招明显不是源自公心，而是出于私利。
有的狠招，一手遮天，欺压群众，显示了政绩观的扭曲和权力的傲慢。
紧邻湖北某著名景区的一个村依靠旅游业，几乎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几年前，村里鼓励发展葡萄产业，村民出于风险考虑，并不积极。
村干部一味要政绩，于是跑到一些村民家中，毁掉田里齐膝的玉米苗。几年过去，村里葡萄产业却因销路不好，导致村民连年亏损。该村一名村民小组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初村里非常蛮狠，甚至出现不配合就打人的情况。
有的狠招，背后是一些村干部明显违法违规，损害集体经济和农村发展，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矛盾激化，严重扰乱、冲击正常的乡村治理。
因套取移民扶持资金、虚报工程款项等违规违纪问题，湖南省娄底新化县经开区勤一村村支书张运球自2013年底以来一直遭该村村民集体举报。
为了报复举报村民，张运球以各种威胁手段恐吓，甚至买了毒鼠强，准备在全村的井水里投毒。经及时报警，警方从张运球家中搜出500支毒鼠强。
还有的狠招，更加赤裸裸、血淋淋。一些治村狠人把所在村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独立王国”，治村狠招变为恶人、村霸的暴力写照。
2017年10月、12月和2018年1月，黑龙江省五常市五常镇万宝山村发生了3起蹊跷的伤害案件，3名万宝山村村民的腿先后被打折。此前，受害人之一李某还遭遇一次离奇车祸，停在自家院子的车也被点着。经警方调查，这些事情都是万宝山村前任村支书周某某背后指使。
原来，因为土地问题，万宝山村村民李某、冯某、马某告了周某某，一直和周某某打官司。周某某为了让这些人“老实点”，指使他人采取暴力狠招，给这3人一点“颜色”。
经公安机关侦破，2018年1月底，包括周某某在内的10人全部被抓获，并发现其私藏一支双管猎枪、几十发子弹。
应走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已经从一个同质社会转变成一个差异社会、分化社会，从一个静态社会变成了一个流动社会。
而且，分化还在加剧、流动还在加速，这些变化都会深刻影响乡村治理，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使乡村治理更加困难、复杂、多变。
在这种复杂局面下，专家认为，狠人采取狠招治村的情况，目前一时还难以杜绝，但要通过制度和规则的设计，真正使乡村治理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破解乡村发展的棘手难题，不能坏事做不成，好事也做不成。”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说，乡村治理最重要的还是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下移，让村里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如何对付恶人、村霸的狠招？王德福认为，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治村狠人采取狠招造成人身伤害的，发现一起，必须严厉打击一起，持续产生教育震慑作用。
从根本上讲，乡村治理应将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
专家表示，要加强农村基层党建，配强村党组织书记；要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防止村官变异为村霸。
要加大基层纪检、审计等监管力度，防止狠人乱用、滥用狠招；要教育引导村民学法、用法、遵法、守法，培育崇德向善的乡风文明。如此，才是新时代乡村善治的根本之道。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教育“四大难题”，治理成效几何——专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以及儿童早期教育，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4个教育问题。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教育部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未来又将如何回应群众关切？就此，半月谈记者近日专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减课外负担：校外规范，校内提质
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是加大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重要原因。
2018年，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标本兼治、内外联动、堵疏结合、积极稳妥”的总体思路，在全国2963个县（市、区）启动专项治理整改工作。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万所，存在问题机构27.3万所，现已完成整改27.0万所，完成整改率98.9%。
“治理不是要关停所有培训机构，而是要鼓励素质拓展类培训机构、规范学科竞赛类培训机构。”吕玉刚说，校外培训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对于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整治的重点，主要是安全隐患、无证无照、超标超前教学等问题。”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推进综合施策，凝聚各方力量，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吕玉刚说。
具体来看，教育部将在治标、治本两方面发力。治标方面，要在2018年整治成果的基础上，保持高压态势，防止违规培训反弹，强化督导，建立完善治理长效机制。尤其要特别注意抓好寒暑假这一重要时点、在线培训这一重要领域的整治。
治本方面，教育部将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印发、实施《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努力让学生在学校学足学好。同时继续推进课后服务，不断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丰富课后服务途径;进一步清理规范学科竞赛，斩断社会培训和竞赛与学校的利益链。
“校外问题还得校内来治，只有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才能让校外培训真正降温。”吕玉刚说。
治“择校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缓释择校冲动
针对“择校热”问题，教育部自2014年启动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改革，推动各地形成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调查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24个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达到98%。
吕玉刚表示，教育部将继续巩固这一成果。“在前几年推进重点大城市免试就近入学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所有地市、县（区）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同时全面推行阳光招生政策，依托学籍系统和招生入学平台，禁止学校为违规招收的学生分配学籍，将招生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吕玉刚说。
随着免试就近入学政策执行越来越严格，过去的“择校热”变成了“择校难”，跨区域择校、“共建生”择校、择校乱收费、无学籍招生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吕玉刚说，改革永远在路上，下一步教育部将持续深化中小学招生入学制度改革。
一是对热点公办学校实行多校划片、随机派位入学。二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广泛采取集团化办学、强校带弱校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普遍将50%以上的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至区域内初中，扩大薄弱初中和农村初中学生升学机会;实行均衡编班，合理配置班级生源、师资，避免择班、择师问题。三是严格落实“十项严禁”纪律，特别是进一步规范民办中小学校招生行为。
“希望通过这些举措从根本上缓解家长择校冲动。”吕玉刚说。
控大班额：抓源头补短板，降幅10年最大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城镇学校班级学生剧增，超出额定人数，出现大班额现象。按国务院要求，全国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年底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按照这一工作目标，我们从新生入学入手，严控产生新的大班额。”吕玉刚说，截至2018年10月底，我国义务教育大班额、超大班额数量比2017年分别减少了18.9%和48.7%，为近10年来最大降幅。
2018年2月，教育部在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通知中明确要求，普通中小学起始年级按照不超过国家规定班额标准招生，严格控制存在大班额、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划，防止产生新的大班额。并且，建立通报约谈制度、加强督导检查，督促地方切实落实消除大班额任务。
与此同时，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发改委实施“全面改薄”、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项目，重点支持中西部困难地区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促进地方合理布局学校，增加学位资源供给。
吕玉刚说，一手抓源头，一手补短板，2018年全国基本消除超大班额的目标已经如期实现，控制大班额取得明显成效，为确保2020年全国基本消除大班额目标如期平稳实现打下了扎实基础。
解“入园难”：强化顶层规划，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
“针对‘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2018年出台了学前教育顶层设计，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推动顶层设计的落实。”吕玉刚说。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明确了新时代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公益普惠方向，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的目标。
吕玉刚认为，“公益普惠”四个字十分关键，《意见》中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围绕这一方向展开。
一是大力发展公办园。要求各地在公办资源不足的地区，充分挖掘各种闲置资源，鼓励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办园，采取新建改扩建等多种途径，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二是规范治理小区配套幼儿园。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的通知》，部署开展专项治理，要求通过全面摸排、分类整改，集中解决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移交、办园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三是引导扶持普惠性民办园。要求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通过购买服务、综合奖补、减免租金、培训教师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更多地举办普惠性幼儿园。
在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同时，促进营利性民办园规范发展，满足部分家庭选择性入园需求。
时政·财经
8 小心！你的银行卡或被“隔空盗刷”
钱包还在身上，银行卡也没少，银行卡上的钱却被一小笔一小笔刷走。近年来，一类利用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即银联卡持卡人在指定商户进行小额消费时无需输入密码或签名即可实现支付）功能默认开通漏洞，进行银行卡“隔空盗刷”的新型犯罪案件正在增多。专家担忧，如银联方面继续保持银联卡相关功能默认开通，此类案件发案率将进一步增长。
银行卡还在，钱却被一笔笔刷走
2018年11月中旬以来，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鱼窝头派出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人盗刷银行卡资金。据事主反映，他们都曾在一条美食街逛街，当时银行卡在自己钱包里，但卡上的钱不翼而飞。
据鱼窝头派出所办案民警刘警官介绍，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功能默认开通的漏洞，实施了不法行为。作案手法是将设置好的POS机装进一个普通的男士夹包，然后物色下手对象。“找到合适的对象后，拿着夹包靠过去感应一下。只要感应的距离在5厘米以内，就容易得手。”
刘警官说，芯片卡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支付功能，小笔金额的消费不需要输入密码或者签名，只要POS机感应到芯片卡的闪付功能，就会自动付费。“小额‘免密免签’支付的单笔最高限额是1000元，所以嫌疑人每次都将金额设定在999元以下，然后选择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活动，这样走一圈就得利不少。”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自2015年银联为新发芯片卡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以来，国内已发生多起利用该功能漏洞实施的“隔空盗刷”案件。
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讲述因“免密免签”功能造成盗刷的经历，并表达了对银联和银行互相推诿的不满。微博网友@我就是一堆乱码表示，借记卡因“闪付功能”（免密免签）被盗刷，报警后让找银行，银行又让找银联，银联又让找警察……
“免密免签”漏洞可能被滥用
“默认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是此类案件中最大的问题。”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四叶草安全研究院院长赵培源等安全技术专家认为，此漏洞属于硬件底层漏洞，尚无法通过软件升级等方式来规避，因而默认关闭用户的小额双免功能，并为对该功能有需求的用户提供防盗刷卡套，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
对于广州发生的盗刷案件，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在回函中说：此次案件属于“个别商户”疑似存在非法活动，已对商户作关停处理。
不过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即可买到售价不足千元的授权POS机，随后通过提供他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并利用伪造营业执照，就能轻松通过相关金融部门的审核，这说明相关审核体系存在漏洞，也说明不法“个别商户”可能会不时出现。
此外，不少用户对默认开通的“免密免签”功能仍毫不知情，用户端防范意识弱。一些银行在用户办卡时未履行告知义务;银联方面称通过短信、网站等方式的提醒，也可能被用户当做垃圾信息忽略掉。半月谈记者随机采访也显示，不少用户并不掌握自己银行卡已被默认开通相关功能，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银联、监管部门均应采取实质性措施
2018年银联发布公告称，为提升银联移动支付体验、扩大服务覆盖面，从当年6月起，小额“免密免签”单笔交易限额由300元提升至1000元。银联方面认为，将单笔小额“免密免签”消费限额从300元提升至1000元，是顺应消费形势，并以新加坡单笔限额960元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850元作为参照标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璜认为，当前国内不同地区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银联在国内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在做相应决策时理应进行全面客观的市场调研，并在引起广泛社会争议的情况下，将调研结果提交给主管部门。黄璜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维护金融部门的社会信誉。
长期关注银联卡“免密免签”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警方破获的相关案件再次说明银联卡默认开通此项功能的风险。他说，此次“隔空盗刷”的作案方式具有可复制性，银联方面有必要对社会公众作出合理解释，并提醒用户加强防范，而不是反复强调“免密免签”功能的安全性。
“2018年初因为‘默认勾选’的问题，支付宝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处罚，银联的‘默认开通’操作与之相似，却没有任何处理结果，不利于‘竞争中性原则’的最终确立。”郭田勇建议，有关部门须尽快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打消舆论猜疑。
科技·文化
9 解放科研人员：自主权落地有多难？
2018年，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无疑是牵动科教界神经的一大政策热点。上至国务院常务会议深入讨论、国办印发文件明确部署，下至各省市纷纷出台科技新政、人才新政，文件频发，举措不断，“深刺激”“强刺激”可谓一波接一波。如今一年过去，困扰科研人员的繁文缛节少了吗？
花钱还是“技术活”
“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立项前费尽心思编材料、立项后千方百计找发票”……曾经，科研项目资金管理过死，给不少一线科研人员造成了困扰。如今，很多科研人员都感受到了积极变化。
“改革直击痛点，变化实实在在。”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明阳说，过去赶上报销高峰，从早上6点钟排到下午还报销不掉。现在网上预约填单后，把纸质材料往柜台一放，材料齐全就可以走人，一次解决。
虽然报销容易多了，政策利好值得期待，但围绕科研经费的申请、使用和管理，长期以来大家吐槽的不光是多找些发票、多跑几趟财务，更在于花钱不仅要花对名目，还要按规定节奏花，在规定时间内花——有科研人员反映，课题结项时钱没花完，不能结项不说，课题组还因此遭倒扣工资。
浙大医学院教授刘伟想起最近一次请专家来讲课的经历哭笑不得。报销给专家的讲课费时，财务要求必须配上讲课现场的照片，“证明我们真的邀请人来了”……难道科研人员脑门上写着“乱花钱”？
江苏省环科院副院长陆嘉昂坦言，“大文件”碰上实际问题，操作性还不能尽如人意。拿结余资金来说，江苏省出台的“科技改革30条”明确说“不再回收”，实际情况是事业单位性质的省属科研院所，承担的省级科研项目纳入国库支付管理，两级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结果项目合同尚未到期，科研经费即被收回，“用于后续科研活动”就根本指不上了。
帽子还是“指挥棒”
“我还是得给他找顶帽子。”某科技项目首席科学家告诉半月谈记者，他手下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科研工作者，为了目前这个项目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贡献突出但待遇方面处处吃亏。
以“帽”取人之风，不能挥之即去，分配制度、评价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仍在路上。“解决这个问题很难立竿见影。”南京大学一位副教授认为，目前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短视功利之风依然弥漫，不少高校依然偏爱以“帽子”定人才，只因便于考核，“一抓就灵”。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一位副教授说，都知道理工科需要做产学研对接的工作，但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仍然“轻重有别”。“我有个项目完成技术转移给学校挣了300万元，同时拿了一个经费30多万元的国家青年基金，学校奖励哪个？后者。”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张丽娜也说，浙大的老师虽然对科研成果转化热情很高，但许多老师来咨询她时最关心的还是搞转化“有没有用”——能不能算入工作量、纳入考核？她认为，国家鼓励以不同岗位分别安排不同类型人才，不以一把尺子衡量高校教师能力，是时候落到实处了。
论文还是“紧箍咒”
目前，“非升即走”成为国内各高校选聘人才的关键词。这套制度的核心安排是：在规定聘期中，“青椒”必须完成高校规定的考核指标，如此才有机会留下，并转为事业编制或长聘轨，否则就将被解聘。而考核指标的“三大件”仍然不外是论文、课题、项目。
河海大学一位刚刚入职的“海归”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入校时和学校签了协议合同，必须在入校6年内申请到国家青年基金课题，顺利结项且评估为“优秀”才能留下来继续参评职称，否则几年努力都白费了。
武汉某“211”高校体育学院27岁的教师田耘（化名）抱怨，作为教游泳的一名“嫩青椒”，他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C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的教研任务。
“年终就要考评，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了。”田耘说，以自己的学术水平无法完成一年两篇C刊的任务，但评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发不出C刊就没有未来。
南京理工大学一名“海归”副教授表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都没干。“新教师五六年非升即走的压力很大，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哪怕没有实质进展，也得硬写。”
不过，就算“青椒”们想“硬写”，想有个埋头码字的环境也不容易。浙江一高校教师向半月谈记者感慨，学校在6年一次的考核上又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校内、院内评优，他们有限的时间又被填表分去不少。
破旧立新，需慎重擘画
2019年开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要求限时完成，针对的就是广大科技工作者最为关心的相关政策落实问题。
破旧立新，“破”要把旧条框清理到位，“立”则要把新精神真正落实。在此过程中，不少科研人员也表示，破立之间的转换不能一刀切，需要认识到即便是如今人人喊打的“四唯”，也并非全错，“数目字管理”体现的人人平等，是应当设法保留的理念。问题的实质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
许多专家表示，要警惕借破“四唯”虚化标准，让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歪风重新抬头。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指出，中央提出破“四唯”之前，在替代方案还未认真推敲的情况下，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虚化标准。“如果在新的评价体系下，我们科研之外还需要和领导、行业权威搞好关系，助长关系、圈子、权力对学术的渗透，那就事与愿违了。”一位青年科研工作者说。
陆嘉昂认为，从公开的报道看，目前各省份都拿出了科研管理领域“放管服”探索的干货，其中不乏亮点。如在科研过程中建立容错和补偿援助机制，就值得推广。通过建立创新尽职免责机制、重大创新补偿机制和创新创业援助机制，可有效免去科研工作者“搞砸了就无法交差”的后顾之忧。
他强调，下一阶段国家可以将各省份的有益探索加以梳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为多元包容的改革试点，让更多科研工作者得以在自己的天空里奋飞。
生态·健康
10 农村污水处理如何“做一个成一个”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山东、贵州、广东、河南、吉林、山西等地调研了解到，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农村污水处理模式，初步构筑了城乡污水处理体系。但与此同时，不少地方面临农村污水处理投资高、缺乏稳定资金筹措机制，污水排放标准与技术体系缺失，部分设施因“重建轻管”导致停运等问题。
欠账多、起步晚、忙追赶
基层干部反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污水处理难度最大。2017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近年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多地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工作，指导地方探索有效的农村污水处理模式。
山东省在污水处理方面起步较早，2014年提出按照“城（厂）边接管、就近联建、鼓励独建”的原则，加强村镇污水处理。截至目前，山东省累计开工建设乡镇污水处理设施项目1296个，88%的建制镇建有污水处理设施。
贵州以小城镇建设为契机，对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提前规划，并将周边的农村污水和垃圾一并纳入处理。截至2018年底，贵州建成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365个。在贵州六盘水市，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项目建设，工程竣工后直接惠及20户以上集中连片自然村寨228个，日处理生活污水约5000吨。
广东佛山根据服务人口、污水处理量、环境容量等指标选用不同的污水处理工艺。如佛山市环境保护投资公司根据三水、高明两区农村的具体情况，选择“组合式复合滤池+高负荷人工湿地”作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主要工艺，最终出水可回用于农田灌溉或绿化，后续管理方便，运营成本不高。
“白天晒太阳，晚上晒月亮”
各地在农村污水处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三方面问题。
——投资高，缺乏稳定资金筹措机制。农村污水处理基本靠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
贵州省住建厅工作人员表示，贵州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当前各级财政用于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资金捉襟见肘，建设滞后。特别是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大多属于贫困地区。以一个5000人左右中等规模的小城镇计算，要建设日处理能力600吨的污水处理设施（含预留处理能力），前期各类投入在1000万元左右。即使在各方帮助下建好，后续每年80万元到100万元的运营维护费用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个别地方采取有偿收费模式进行运营，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排放标准与相关政策缺失制约实践。各地在农村污水处理方面刚刚起步，国家层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部分先行省份制定的排放标准，也多是借用城镇污水处理标准。标准缺乏导致各地门槛不一，污水处理质量难以把控。与此同时，各地污泥的稳定化或无害化处理基本还是空白。
由于相关政策缺失，多地污水处理厂面临尾水无处排放的尴尬局面。据了解，山东省胶州市除城区外主要河道均划为水源保护区，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中出水最高标准为一级A标准，水源保护区不允许此类水设排污口。当地各镇驻地、工业园区及周边村庄多依河而建，污水处理设施面临排污口无法审批的现实，结果是污水处理厂建成却不能就近排放。
农村污水处理设备缺少认证机构和认证体制也是一大制约因素。同样一种设备，不同厂家产品报价悬殊，由于缺乏技术标准认证，一些地方政府招标时难免存在“糊涂账”。
——运维不到位，存在“重建轻管”问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有“三分建、七分管”的特点，建成容易，后期运营与管理维护普遍是短板。有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于缺乏后续管护资金和运维人员，出现停运的情况，被群众戏称为“白天晒太阳，晚上晒月亮”。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调研了解到，由于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当地旱厕改造完成后，管护维修、定期收运、粪渣资源利用等后续工作不够完善，影响了无害化厕所改造的顺利推进。
如何“做一个成一个”？
农村污水处理难度大，除经济发达地区处理率较高外，其他地区普遍较低，“污水靠蒸发”还较为普遍。治理率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完善政策与标准体系，创新建设与维护模式。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住房城乡建设部与生态环境部已起草了农村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文件，后续将进入征求意见等程序，基层干部盼早日出台以指导地方实践。
排放与设施相关标准明确，有利于从源头上、过程中控制污水处理质量。相关技术标准不宜一刀切，不能只追求排放指标，还要考虑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农村污水处理技术标准体系可分成几个类型：北京、上海、江浙等地城镇化率较高，但环境容量有限，其污水处理标准可相应提高，并由城镇统一治理;大多数农村地区是大片的农业区域，经济状况和技术能力相对薄弱，污水处理量小面广，应符合农耕特点，兼顾资源利用，使其再回归到农田形成循环系统。
创新建设与维护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当前农村污水处理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支持，基本是政府托底，应探索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针对后期维护难题，应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运行管理单位责任，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业公司来打理，鼓励市场机构建设、维护一体化操作。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的监督，杜绝闲置停摆。
贵州省住建厅工作人员表示，在乡村振兴和农村环境整治大背景下，农村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日益紧迫。政府财政应向经济薄弱的西部与东北地区倾斜，这些地区也要避免出现指标任务式的盲目建设，在有限的财力之下，保证做一个成一个。同时，应把握好建设的节奏，重点流域、敏感区域、人口相对集中的有条件地区，可以先做起来，然后逐步以点带面扩大范围。
民生·社会
11 年味儿变淡，仪式感缺失惹的祸？
“再不像过去那样盼着过年了”“年越过越没意思”“感觉过年还不如一个7天长假爽”……每逢春节长假接近尾声，年味儿越来越淡的感叹就会再次出现。为何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媒体、商家想方设法营造年节氛围时，大家却不断吐槽年味儿越来越淡？
年味儿是种什么味儿
“感觉有年味儿者理由基本相似，感觉没年味儿者则各有各的理由。”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托尔斯泰关于家庭的名言，可以完美套用在年味儿这一话题上。
“以前爷爷奶奶在的时候，每年不到除夕，我们一大家族人就都赶回了老家，除夕晚上打牌、聊天特别热闹，现在老人去世了，过年亲戚们也就打个电话问候下，再也没有以前的年味儿了。”河南省平顶山市的苏磊说。
采访中，不少人和苏磊感触相似，认为老人的去世让春节少了许多独一无二的乐趣，这也许是人生历程的不可避免;另一些受访者感觉春节不再“特殊”的原因，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原来过年时候，伙计们支摊子打牌、喝酒，还带着孩子到处放炮。现在也不知道是住到楼房了，还是大家年龄大了，感觉再也聚不到一起了。”曾是“城中村”居民的陕西省西安市市民龙翀说。
一些受访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确实冲淡了一些年节习俗，最明显的当属近乎全国范围内的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炮都不让放了，可不没年味儿嘛。”苏磊说。
还有一些受访者是主动选择过个“平淡”年。“我现在过年最大愿望就是不过年。”在深圳市打拼的江西人王志远说，过年就7天假，不够来回折腾，把父母接到身边，哪天不是过年？
“假期太短了，休息都不够，没心思过年”“吃好的、穿新衣，过去过年的期盼现在哪天都能满足”“觉得和平时没啥两样，还不如当做长假出国旅游”……不少受访者和王志远观点类似。
是否因为缺了仪式感
虽然导致受访者们认为年味儿变淡的直接原因五花八门，但不难发现，过年和平时相比不再特殊，似乎成了年味儿变淡的根本原因。这一原因恰好可以归结为近年来大火的一个词语：仪式感。
何为仪式感？法国童话《小王子》里有一段论述：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那么，有了仪式感，是否年味就能重新浓郁呢？
“这几年狮子重新舞起来，感觉年味儿又回来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村民王晓明说，自己家是舞狮世家，沉睡10余年的“舞狮”近年来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重新起舞，也让他们这些年轻人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年味儿。
王晓明并非孤例。一些受访者告诉半月谈记者，近年来当地组织的庙会、社火、游园等年节活动，为现代春节注入传统文化仪式感，让他们又感受到了一丝年味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迪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仪式感缺失不如说仪式感变迁。“随着家庭小型化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权利和感受，让仪式感越来越在小范围、乃至在个人生活中得以体现。相应的，过年的仪式感也渐渐从‘四世同堂的大家宴’转向‘祖孙三代的小团圆’。”
平常心对待社会发展新趋势
“不可否认，春节还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春运依然火爆、春晚依旧热闹、家人总要团圆。”王迪认为，无论承认与否，年味儿就在每个人的身边，中国千年的习俗传承仍在持续。“年味儿变淡的吐槽，也可以理解为人们生活好了、口味刁了、眼界广了、兴奋点变高了之后的吁叹。”
专家的观点也得到不少年轻人的认可。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民鲁同阁说：“以前初高中时，大家过年期间有了压岁钱，和同学伙伴们一起玩耍特别有年味儿，现在大家都成家了，肯定不能像过去那样疯了。但大家约好春节期间在网络游戏里聚聚，还是可以感受和过去不一样的年味儿。”
同样，对于在外漂泊的人来说，能够和一年未见的家人在春节时重聚团圆，就是新社会发展趋势下最浓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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