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7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接地气，施政才会有底气
饥荒之年，百姓粮食匮乏，不少人只能靠挖草根、吃树皮充饥，甚至还有人活活饿死。相关消息上报“领导”之后，这位“领导”大为不解——“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这是一个发生在1700多年前的真实故事。故事中的这位“领导”，名字叫司马衷。一句荒唐可笑的“何不食肉糜”，折射出不接地气、不了解实际之弊。
斗转星移，已是千载时光。时至今日，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作风漂浮，不接地气、不熟悉基层、不体谅基层干部群众等现象依旧存在。
不接地气，话风文风也就虚浮而不实。这类领导干部，在各种讲话、发言中，不关心内容实不实，讲的是不是群众最关心的事。诸如“高度重视、深入贯彻、亲自指挥、反响强烈、效果明显、广泛好评”之类的会议用语，成为串拼发言稿或工作总结的万能公式。无用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等屡见不鲜。
不接地气，在施政决策中则习惯“拍脑袋”。在部署工作之前，没有进行充分调研；出台政策规定时，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决策过程，没有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由此，“脑袋一拍，有了；胸脯一拍，干了；大腿一拍，坏了……”
不接地气，还体现在不体谅基层干部群众，“官本位”思想表现突出。有的领导，不顾客观实际，对基层设定过高的目标任务，且层层加码，让基层干部群众不堪重负；有的领导，热衷于各类华而不实的创建活动，对基层正常工作开展造成困扰。
凡此种种，危害不可小觑。不接地气，何以统筹领导各方，何以施政一方？
领导干部不接地气，本质上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要让施政决策接上地气，从根本上要恢复和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改变工作作风。
汉代先哲就已经认识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那些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领导干部往往只对上负责，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注意”。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听到原汁原味的民声民意，防止问题被隐瞒、真相被架空。只有俯下身子，走出机关大院，摆脱材料依赖，多让脚下沾些泥土，才能看到更多真问题，及时纠正为政之偏。
脚下接地气，胸中才会有底气！
半月讲解
2 新时代怎样开好思政课？
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全国大中小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应邀参加。在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新要求。
办好思政课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立德树人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如何当好新时代思政课教师？提出“六大要求”
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办好思政课，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提出六大要求：第一，政治要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第二，情怀要深，保持家国情怀，心里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想。第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第四，视野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第五，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第六，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
这六个要求中，摆在首位的是政治要强，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这是开好思政课的关键。
思政课如何改革创新？坚持“八个相统一”
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需要思政课不断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提出坚持“八个相统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这“八个相统一”，是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原则，是直面思政课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广大教师关心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作出的深刻回答。
比如，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才能让学生真学真信、愿学爱学。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才能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才能让科学理论春风化雨、滋润心灵。
半月调查
精准扶贫呼唤精准评估 脱贫第三方评估：公信力还差什么
导读
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客观公正地评估扶贫工作成效尤为重要，第三方评估这台“质检仪”的作用更加凸显。
“娃娃脸”“听不懂当地方言”“不熟悉扶贫工作，甚至不懂农村”“不接地气”“外行评内行”“辛苦干了一年，大学生评估员20分钟就把我们给判决了”“迎评耗时耗精力，影响日常扶贫工作持续开展”……这是不少扶贫干部对第三方的“第一印象”。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扶贫一线调研了解到，某些本应科学、中立的脱贫第三方评估，却因为不接地气的非专业操作以及评估结果与考核问责过度捆绑，让部分扶贫干部不服气，担忧评估结果有失公正。受访扶贫干部和专家呼吁，完善脱贫第三方评估机制和制度设计，精准评估，使评估结果更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谈评估：扶贫干部“四重忧”
一些基层扶贫干部谈起第三方评估直摇头，条件反射就是心惊胆颤。原因倒不是基层害怕接受评估，而是对第三方评估有四重担忧。
一重忧：迎评过于耗时耗精力，加重基层负担，对日常扶贫工作造成一定困扰。
不久前刚刚经历过国家脱贫考核评估的西部某省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为迎接评估组的考核检查，他们从去年8月开始，前前后后有半年时间全都耗在准备迎检工作上，事无巨细，几乎对全村所有家庭进行了再次摸底与重新建档。“在国家层面的评估之前，省市县各级都会组织评估，县市评估通过了才能报给省里，省里组织第三方评估通过后，才会上报国家进行检查。”这名扶贫干部说，这半年时间，就是反反复复被检查，然后进行整改。
这名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将村民分为多种类型，并分别做准备工作，固化好各种证据。这些迎评工作消耗了他们大量时间，几乎没精力再干实事。
二重忧：第三方评估人员结构不尽优化，不够接地气，有的甚至外行评内行。
有些地方，第三方评估就是请高校大学生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随机抽样，通过电话的方式问贫困户知不知道相关扶贫政策。而在入户走访时，有些大学生不懂方言，让一线扶贫干部哭笑不得。刚刚结束第三方评估的广东某扶贫干部反映，第三方评估组因为不懂地方话，又不信任驻村干部，花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合适的翻译。中部某省一位扶贫干部也反映：“既然不让驻村干部带路，翻译和带路人员就显得十分重要。翻译理解的准确度直接影响到评估的精准度。”
部分第三方评估组成员入户调查时一些不接地气的问话，常常让一线扶贫干部干着急，而且容易让贫困户产生误解。“一些评估人员总是问贫困户享受了什么扶贫政策，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怎么做的，贫困户一听这些名词就蒙了，不知道具体指的是啥，有些人没听过这些名词，直接就说没有享受相关政策。”江苏一位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评估人员能采取贫困户易于理解的询问方式，比如问生病有没有医疗保障，家里获得哪些扶贫收入，评估误差也能有效减少。
部分贫困户并不知道第一书记这个头衔，评估中就出现这个问题，一些贫困户明明认识经常帮助他的人，被问到时却反应不过来这个人就是第一书记。
三重忧：部分设问主观性强，满意度测评未能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得出结论有时失之于偏颇。
多位扶贫干部向半月谈记者反映，最让他们抓狂的就是评价标准中群众满意度问题。因为它取决于群众的主观判断，一定程度受群众的情绪和感情支配。在评估过程中，有些第三方评估对于回答不满意的贫困户，没有详细了解原因并对客观情况加以分析，就得出结论。
一名扶贫干部说，有些贫困户只要得到一些政策和帮扶，就会千恩万谢，但有一些贫困户即使得到再多帮扶，也不满意，总希望获得更多，甚至有攀比心理。结果一个不满意，就有可能把几年的帮扶努力全否决了。“一坏毁千好”，帮助贫困户办了一百件好事，但如果有一件没办好，贫困户就有可能不满意。
脱贫第三方评估一般是对某个村进行全覆盖式的评估，非贫困户也要被评估。“非贫困户没有享受到扶贫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些生活水平刚刚处于贫困线上的非贫困户，都可能是‘上访户’，怎么会给出满意的评价？”一名扶贫干部说。
四重忧：有些第三方评估为抓问题而找问题，存在“找茬”之嫌，缺乏中立性。
知情者透露，之前在华北某县评估省级贫困县摘帽时，省级扶贫办暗示要找出一些问题。为了堵住问题，市里早早将压力传导，各县全县都动员起来迎接评估。而评估组在一个贫困县发现了漏评户，就把信息转给县里去核实，一名县长现场竟然紧张流泪。其实，出现一两个漏评户也在误差范围内，据专业人士评判，这几个县整体做得都不错，按照标准也都能脱贫摘帽。
东部某省一扶贫干部说，有些家庭出现突发疾病致贫的情况，少数几户无法脱贫，往往就会否定扶贫全盘工作，从上到下问责，严重挫伤基层扶贫积极性。
据基层爆料，自己去年扶贫工作一年的付出和努力被一“字”否决。在当年省第三方评估时，在一户智力二级残疾的贫困户家中，因该户说不清驻村工作队长姓名（注：考核调查问卷中有一问：你知道驻村工作队队长是谁吗？），被当地扶贫部门追责。一个“否”字，直接取消了驻村工作队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问题根源在于把评估片面异化为问责工具，与考核过度捆绑
由第三方对社会政策进行评估，是国际通行做法，这种做法由一系列的设计指标、工作模式构成。“从初衷和原理来说，采取第三方评估可以避免上级对下级评估中可能存在的偏差，而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保证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发挥第三方评估的专业优势，可以让政府从繁琐的评估工作中解脱出来。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认为，第三方评估及其所运用的一套“科学”、标准的评价体系，的确比传统的政策评估方式来得“客观”一些。目前，很多地方评估主要是高校老师带着学生进行，因为脱贫第三方评估短时间内需要大量人员参与，只有高校有这个人力。
“然而，所有的技术和评价，都有其限度。如果对客观情况不加分析、不加辨别，机械执行，反而助长脱贫领域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吕德文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前的脱贫第三方评估问题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把第三方评估简单化、片面化地作为监督手段和问责工具。
吕德文认为，政策评估主要是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直接服务于监督。实际操作中，第三方评估多数是省扶贫办委托给第三方评估县区扶贫成效。作为“发包方”的省级扶贫办是规则的制定者，围绕着脱贫攻坚的“问题”而展开工作。某些评估方为了赢得“发包方”的欢心，想尽办法“抓”问题，找各贫困县的瑕疵。
在很多地方，第三方评估结果与年度考核直接挂钩，往往也成为问责工具。“当前的第三方评估，主要是省里组织对县级单位进行的评估，是年度最终考核依据之一。评估中如果出现问题，很多人就会被追责。”东部一名扶贫干部说。
据吕德文调研观察，把脱贫第三方评估结果简单地与考核过度挂钩相当普遍。他认为，其实这并不科学，在理论与实践上合理性不足。
他举例说：就抽样调查的原理而言，A县有1个漏评户，B县有2个漏评户，都在误差范围内，最终呈现的分数可能是：A县94分，B县92分，但这并不能反映两个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何实质区别。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非要搞绩效排名，把一两分的差距作为优劣的判断标准，有些机械，难免造成一些地方喊冤。
校准脱贫第三方评估“质检仪”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了解到，相当一部分一线扶贫工作人员相信第三方评估有中立性，他们对进一步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提出建议和期盼。
“扶贫工作专业性要求高，需要熟悉扶贫和农村工作的人来参与评估，希望第三方评估机构能够接上地气，更加权威和专业。”广东某扶贫干部建议，评估组应吸纳有扶贫经验的工作人员参与，这样能省去很多沟通和解释环节，而且评估结果也更能让基层干部群众接受和理解。
“大学生不是不可以参与第三方评估工作，但最好做辅助性工作，队伍里应该有更专业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人员。”庄德水建议，参与第三方评估人员除了科研机构外，还可邀请一些退休官员、基层干部参与，力求评估人员多元化和专业化。
基层干部呼吁，尽快改进第三方评估指标设计和测量方法。例如针对评估中的满意度问题，第三方评估需结合帮扶成效来确定满意度，应该充分了解贫困户享受的政策后再做判断。对于回答不满意的贫困户要详细查询政策或银行流水账。如果帮扶干部已经尽到责任，就不应该简单地认同贫困户的“不满意”结论。
吕德文等业内专家建议，地方政府要合理使用脱贫第三方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不能层层加码，更不能太机械地看待分差，轻易否定基层扶贫工作成效。让脱贫第三方评估回归中立属性，第三方评估结果与考核问责宜保持适当距离，避免误伤基层扶贫积极性。
不少受访基层干部还建议，适当缩减迎评时限，减少低效重复评估，切实为基层减负。针对评估或者考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最好也能提出建设性对策，指导基层有效解决。
半月世界
4 欧洲一体化进入“倒退时代”？
欧洲一体化的推进离不开大国牵引。长期以来，英法德被认为是推动欧盟发展壮大的“三驾马车”，特别是法德合作对欧洲国家从对抗走向融合功不可没。当前，英法德三国同时深陷困局，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面临失速风险。
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并非不可逆转
经过一年多艰辛谈判，英国与欧盟于去年11月达成“脱欧”协议草案。然而，疑欧派与亲欧派的分裂立场最终导致协议草案两次被英国议会下院否决。欧盟表示有意将脱欧时间推迟到2019年5月22日，前提是英国议会批准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但随着“脱欧”大限的临近，英国国内反对“脱欧”的声浪不断高涨。
不管英国最终是“脱”还是“不脱”，是“软脱欧”还是“硬脱欧”，英国与欧盟的双输都难以避免。对英国而言，旷日持久的谈判已严重拖累其经济，“脱欧”问题加剧了英国内部的固有矛盾，议会与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立严重激化。对欧盟而言，英国“脱欧”之举宣告欧洲一体化并非不可逆转，这对欧盟维持其国际权威不啻为一个重大打击。
法国“黄马甲”运动或引发法欧新矛盾
民意分裂之殇，凝聚共识之难，是当前困扰欧洲多国政府的难题。当前，法国也未完全走出“黄马甲”示威的震荡。
2017年，马克龙以“跨越左右之分”的政治主张高票当选。执政伊始，他踌躇满志，对内强推改革以扭转法国竞争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对外则希望通过深化欧盟改革、支持“多速欧洲”和建立“欧洲军”为欧洲一体化注入新的动力。然而，马克龙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引发民意波动，重振欧洲的想法在欧盟内部应者寥寥，更遭到特朗普的奚落。内外夹击之下，马克龙的支持率大跌，执政基础出现动摇。
去年底兴起的“黄马甲”运动成为马克龙执政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为履行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减排标准，法国政府决定加征燃油税，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油价上涨抬升了法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他们身穿黄马甲自发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加税举措的不满。政府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导致更多阶层的人群加入到“黄马甲”运动中，其诉求也从抗议燃油税上涨转变为反对政府一系列改革，甚至要求马克龙下台，法国社会秩序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从深层看，“黄马甲”运动背后折射的是政府改革与民众利益的激烈博弈。政府改革势必导致社会既有利益格局调整，引发利益受损群体的强烈反对。面对国内多方掣肘，马克龙推动欧洲改革的雄心受挫。其为缓解抗议者不满而做出的福利许诺，也势必导致法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攀升，这又将违反欧盟的财政纪律，引发法国与欧盟新的矛盾。
“后默克尔时代”：一体化或失稳定器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是欧洲繁荣与稳定的象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内部政治，默克尔坚定不移推动欧洲一体化，成为欧盟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然而，迎接默克尔的并非全是鲜花与掌声。在德国内部，许多民众对默克尔慷慨救助南欧国家抱怨不已，对大量难民涌入造成的社会治理难题更是愤怒难平。在欧盟层面，成员国对德国借对外援助削弱它们经济主权的行为颇为不满，更围绕难民的责任分摊、配额分配与德国争吵不休。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默克尔虽然实现了“四连任”，但组阁历时半年之久。高举“反欧排外”旗帜的德国选择党更是异军突起，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18年，德国陆续举行地方选举，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等主流政党颓势明显。在基民盟输掉黑森州的选举后，默克尔宣布放弃连任执政党基民盟主席。德国和欧洲政治正在进入“后默克尔时代”。
在英法陷入困境的背景下，欧盟迫切需要德国继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然而，“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给德国和欧盟的未来都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默克尔的继任者一方面要拿出治理社会问题、安抚民众情绪的有效办法，进而重建“共识政治”，另一方面必须同“脱欧”“疑欧”的力量作斗争，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强团结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行。新生代德国政治家是否具备这些能力还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历史地看，英法德同时陷入困境是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所罕见的。放眼整个欧洲，极左和极右的民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重压下的欧盟在内部整合和对外运筹方面将愈加举步维艰。当然，欧洲联合也有自身强大的惯性和韧性，一体化进程能够走到今天正是不断克服各种危机的结果。未来的欧洲是继续沿着二战结束以来的一体化轨迹不断向前，还是重新退回到过去的主权国家时代，尚待进一步观察。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2019施治基层十大痛点
2019年被中央确定为“基层减负年”。从2018年5月至今年3月，中央针对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基层干部负担过重、基层治理体制不畅等基层难点痛点，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打出一整套整治解决的组合拳。为抓好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启动，并于4月1日召开专项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
此轮减负决心之大、整治力度之大，彰显了中央心系基层、关爱基层的为民情怀，令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深感振奋。而一系列实招新举，措施精准，很接地气，击中基层负担要害和基层治理软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纷纷点赞。
《半月谈》于去年底策划推出《2018：基层治理十大靶点》，特别就督查检查频繁、问责滥用、压力“甩锅”、处处留痕、材料论英雄、庸懒干部、典型速成、政策打架、上升“天花板”、幸福感缺失十大突出问题，展开深入调研。这篇万余字调研报道刊发后，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引起强烈反响。
当下，中央有关基层减负和基层治理改革的精神正在落地。各地贯彻落实情况如何？有哪些破解之道和创新亮点？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和基层负担问题有何好转？哪些方面依然如故，需要持续发力诊治？针对此，《半月谈》编辑部近期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调研，策划刊发《2019：施治基层十大痛点》，以期反映基层减负最新动向，发现基层减负成功经验，探寻基层治理改革良策，助推中央政策精神切实落地基层。
十大痛点关键词：①督查检查频繁 ②问责滥用 ③压力“甩锅” ④处处留痕 ⑤材料论英雄?⑥庸懒干部 ⑦典型速成 ⑧政策打架 ⑨上升“天花板” ⑩幸福感缺失
施治督查检查频繁：瘦身硬杠杠
从2018年10月中办印发《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到今年3月中办出台《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频问题，成为中央纾解基层痛点、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的重要突破口。
针对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中央提出，严格控制总量，实行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
各地落实中央精神，纷纷出台有针对性的治理举措。叫停、精简督查检查考核事项，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安徽要求省直部门不得擅自出台新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省级层面较上年压减70%以上，市县层面减少50%以上。在扶贫方面，每年只安排1次省级脱贫攻坚督查，市县不得开展脱贫攻坚专项考核。江西规定，省政府各部门原则上每年只开展1次综合性督查考核，督查方式以暗访为主。湖北提出，全面从严规范督查、督察、督导、检查、巡查、考核、考评等事项，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报批制度。对各类督查检查考核进行全面清理，能撤销的坚决撤销，能合并的尽量合并。
除了总量控制削减外，防止督查检查过多过频现象“改头换面”“另穿马甲”，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发力方向。湖北省委在最近出台的《关于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若干措施》中发出警示：“任何单位不得随意将日常调研指导工作冠以督查、督察、督导、检查、巡查等名义。”
今年2月，湖北省黄冈市对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名义名称、报批报备、总量频次、方式方法等作出严格规定，不得以“调研指导”“调研座谈”等名义变相进行督查检查考核。黄冈市委督查室有关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介绍，经过清理，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开展的督查检查考核仅有3项。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督查检查项目大瘦身，击中了基层形式主义负担问题的一大要害，回应了基层关切，各地反响良好。
“有关督查检查考核大瘦身的一些硬杠杠，是给基层减负的硬招实招，真切触及基层干部的辛酸苦辣。”湖北省枝江市问安镇党委书记王晓聪对半月谈记者表示，“这是一场及时雨、一针强心剂。这下我们如释重负。”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着重控制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以统一派单的方式明确监督形式，对各类检查内容合并同类项。东屏街道相关负责人说：“精简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检查，给了我们更多时间和空间去为老百姓干些实事。”
在广大基层干部为督查检查大幅减少而点赞的同时，也有人担忧：在总量控制、数量精简之后，督查检查的鞭策效果会不会因此打折扣？
基层工作极具复杂性，要使督查检查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可增加上级督查检查“蹲点式”“下沉式”体验。在减少频繁突击督查检查后，一些市县在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增加联系驻点，让督查检查真正成为深入调查研究、把脉基层工作病症的一次有益体检。
为解决督查检查作风不实的问题，湖北省委下文提出“九个不得”：不得预先“踩点”，不得层层陪同，不得走马观花，不得“走秀”，不得设计“经典路线”，不得临时“包装”，不得安排“群众演员”，不得要求“背台词”，不得掩盖问题、弄虚作假。
今年3月29日，江西省委出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三十条措施》，其中第19条、第20条分别规定：倡导以暗访为主的真督实查，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督促整改，不得以问责代替整改，坚决刹住“迎检文化”蔓延苗头；避免扎堆调研，杜绝应景式调研。
暗访比明察往往更能发现问题。浙江不搞大呼隆式的检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2018年，浙江省共组织开展两轮集中暗访检查，涉及7大类60个项目589项检查内容。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做到即查即改，当场抄告交办相关县（市、区）整改落实。
整治督查检查乱象之后，重塑工作评价机制，正当其时。中办《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王巍表示，督查检查工作是为推动工作抓落实，需要完善结果导向制度。
督查检查减少后，如何考核工作实绩？浙江舟山运用“互联网+”改进“年终一考”，加强日常考核，优化考核评价方式。舟山市嵊泗县纪委宣教室主任王丽丽说：“全面推行网络考核机制，变‘考年终’为‘考过程’，基层干部的压力轻了，工作更实了。”
东部某镇党委书记认为，在一些必要的督查检查考核中，上级单位负责人、县市区领导同志既要有发现问题的眼睛，也需有指导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
施治问责滥用：厘清容错免责边界
“每天顶着各种压力，做工作无怨无悔，但寒心的是，转过头来面对‘冷脸领导’，大会小会‘干不了就辞职，完不成就处分’挂在嘴边。各种充满不信任的批评、通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降临自己头上。”问责滥用，成为部分基层干部的一大心病。
针对滥用问责现象，中办《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特别提出，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背着处分干活成了普遍现象。某些乡镇10名班子成员中有一半左右干部身背处分，有的乡镇甚至“全军覆没”，都有处分在身。
问责指标化、政绩化，值得警惕。有些地方以问责了多少干部作为相关部门的工作业绩，为问责而问责。问责滥用还造成“治理空转”的不良后果：“少做少错，不做无错”“有问题推上去，请领导定夺”“你甩给我，我推给他，推来推去玩空转”。
多地受访干部一直呼吁，不能动不动就挥舞处分的大棒，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主客观缘由。他们期盼，多一些正向的容错激励，少一些简单粗暴的问责。
“要正确把握免责与问责的关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纪委书记刘合权认为，执纪问责和容错免责都是为了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他向半月谈记者介绍，咸安区严格对照“三个区分开来”和咸宁市《关于建立干部干事创业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办法（试行）》，对探索创新、政策调整、先行先试和主动作为中出现的失误，从轻问责或免于问责。
对信访举报区分正常检举揭发和诬告陷害，是避免问责滥用的一道“防火墙”。山东省青岛市将实施诬告陷害的有关人员，纳入社会诚信体系失信“黑名单”，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让诬告者付出代价，还干部一个清白。
实施容错免责机制，及时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非常重要。部分基层干部能干事、有担当，却触碰到一些人的“奶酪”，因而被诬告。针对此，湖南、江西、山东、浙江等地为干事者撑腰，向诬告者亮剑，陆续通报数十起诬告陷害党员干部典型案例，释放出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信号。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公开发布通报，澄清了3起不实信访举报，为3名干部正名。该县县长钟海燕说，澄清通报一发出，干部都在点赞，社会反响也很强烈。
在江西省委出台的基层减负三十条中，有3条涉及改进问责追责程序方式：精准运用“四种形态”，纠正和防止监督执纪畸轻畸重、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坚决防止“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的倾向；正确对待被问责的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该使用的及时使用。
江西某地一位纪委书记坦言，去年受理400多件问题线索，经过调查，反映失实的占比约七成，有的问题线索要历经数月才能查清事实。“一些问题线索漏洞百出，被诬告者背上了思想包袱。”
为纠正一些干部出现被诬告问责后失去干事创业积极性、“以不作为求稳定”的倾向，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纪委实施“茶语清心”谈话制度。永年区纪委审理室主任苏增林介绍，四类情形的干部是“茶语清心”重点谈话对象：认为受到处分抬不起头，思想压力较大；认识有偏差，对被处分有委屈心理；思想上转不过弯，有抵触情绪；受到诬告，需要澄清。
谈话室里，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几杯清茶。在“茶语清心”的氛围中，受问责干部的心结被轻轻打开，一席谈话达到消怨气、鼓干劲的目的。
为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湖北省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追责问责把握政策界限，防止简单化、扩大化。该省妥善使用受处理处分干部，对影响期满且表现优秀的，按照相关程序，该使用的大胆使用。
容错免责机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需“以案说法”。东部某市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说，从实践情况看，许多容错免责机制缺乏可借鉴案例，对适用情形的界定还比较模糊。基层干部对改革创新、探索试错是否适用容错免责条款存在疑虑，亟待以案释规，厘清容错免责边界。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校园送礼风为何难刹住 送了没个完，不送没个底
导读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家长送礼、老师收礼的现象仍难禁止，且送礼风在一些“名校”更为突出，一些家长送礼数额一次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某些家长表示“送了没个完，不送没个底”。
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家校关系，已经成为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一道必答题。受访专家建议，应尽快引导家长转变观念，缓解教育焦虑情绪，同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大对“师腐”惩治力度，为孩子营造风清气正的成长环境。
送礼收礼，屡禁难止
对于师德师风建设，各地教育部门一直保持关注，并采取多种措施惩戒违规行为。
去年8月至12月，黑龙江省开展师德师风集中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有偿补课、收受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共查处43人，其中包含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起。如某市第一中学6名教师因违规收受学生赠送的面值1000元购物卡各一张，受到警告处分。
去年11月，哈尔滨市将师德师风建设列入年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并成立师德师风专项检查组。
一些地区还组织面向新入职教师的培训，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尽管如此，仍有家长反映，送礼、收礼之风屡禁难止。一些家长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每年至少给老师送礼两三次，包括教师节、妇女节（恰逢学期开学）和春节前后，每次金额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一名家长说，儿子读幼儿园期间，她每个学期都要给两名教师、一名保育员每人500元红包，一年加起来就是3000元。
有家长称平常也要时不时向老师“表示”一下。除了红包，家长还会送化妆品、手机等礼品，还有家长给教师及家人报团出国旅游。
一名家长说，自己一次给班主任5000元，“如果少了，一是拿不出手，二是起不到作用，都是为了孩子，既然给就给到位”。另有家长表示：“自己给老师送礼快送不起了，每年开学都得想着给老师送红包，作为工薪阶层，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四千元，再给老师包个红包，一个月的工资就快没了。”
有家长向记者反映，比起给老师送礼，老师不收礼或者选择性收礼，更让他们“闹心”。一名家长称，每次他给儿子所在幼儿园的老师送礼，老师都不收。而他询问后发现，其他家长的红包老师都收了，这让他感到焦虑，“担心孩子被疏远、忽视”。
“一个给，大家都给；一年给，年年都给”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送礼在一些“名校”较多，普通学校则相对较少。送礼导致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具有功利性，家长之间也进行攀比，陷入一种“送了没个完，不送没个底”的恶性循环。
给老师送礼之风为何难刹？一些家长说，老师确实辛苦，周末、过节还要在群里解答问题，送点礼表达下自己的谢意；老师收了礼，就会对孩子更上心，能为孩子换取到更多关照和锻炼的机会；礼送得越多，能为孩子换来的“实惠”就越多。
“一个给，大家都给；一年给，年年都给。”一名家长说，“老师收礼，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部分家长‘惯’的，是把社会上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模式带到了校园。”
还有家长表示，在送礼问题上，有老师会向家长进行诱导或暗示。一名家长向半月谈记者介绍，儿子上学后受到老师冷落，他跟身边朋友交流后分析认为，很大可能是因为别的家长都送礼了，而自己没送。“家长给了钱，孩子在老师眼里就会变成‘好孩子’;不给钱，孩子就会时不时受到批评，家长也会接到老师的电话，语气中流露出对孩子的厌恶。”
更多家长表示自己属于“跟风送礼”。“眼看着身边的家长都送，自己不送就担心孩子吃亏。”一名家长说，给老师送礼，就是为了“不被老师记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校园送礼风其实是不良社会风气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个别家长送礼、教师收礼，是自身道德修养问题。一旦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则会严重损害教师队伍形象，侵蚀教育公平公正，甚至给青少年成长带来误导。
杜绝“微腐败”，让家校良性互动送礼收礼，屡禁难止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校园送礼风反映出一些学校家校关系出现异化，也暴露出师德师风建设的短板。应坚持堵疏结合，一方面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家长转变观念，重建良性互动的家校关系。
南昌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梁波等认为，当前对教师的考核主要在资格考试、绩效评价等方面，多注重专业知识，对师德师风方面考核不足。教育部门应将师德师风评价纳入教师资格准入、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奖惩考核之中，建立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对发现和查处的违法违纪问题，加大通报曝光和惩处力度，对“师腐”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黑龙江省教育厅提出，从2019年春季学期开学，至2020年秋季寒假结束，专门针对在职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组织或变相组织、参与有偿补课等行为，面向全省教育系统开展“微腐败”专项整治行动。
“对收礼、有偿补课的教师，发现违规行为后不主动配合的校长，一律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开除或免职。”哈尔滨市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要切实解决群众不满意、社会反映强烈的师德师风突出问题，让每位教师知准则、有敬畏、守底线。
“红包里装着家长满满的焦虑和期许。”一些受访专家建议，通过设立家长学校、家长课堂等方式，加大面向家长的培训力度，引导家长树立科学、先进的教育理念，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同时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让反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共同打造“老师舒心、学生开心、家长放心”的家校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水雄认为，送礼风在“名校”表现突出，其背后反映的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归根结底，只有加大教育资源投入，让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是稀缺品，才能给家长的“爱子心切”降降温。
解码城市
7 九江：“四美”百业强
九江通江达海，是江西工业经济的重要基地。在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背景下，九江面临现实考问：如何处理工业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齐头并进？如何回应总量不大与质量不优的双重挑战？
近年来，九江市紧紧抓住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机遇，下决心打造长江最美岸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和“工业强市”战略，努力打造绿色发展、动能转换、产业升级新高地，一座“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的“四美”新九江正破茧而出。
生态优先一寸不让
暖春时节，行走在九江城西港区长江大堤上，江畔绿草如茵。干净整洁、春花烂漫的休闲步道成为市民赏春休闲的新去处。
这样的美丽岸线在九江沿江区县渐成标配。九江152公里长江岸线，过去布局了不少化工企业，环保压力较大。为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中央精神落实落细，九江市提出生态优先一寸不让，绿色发展半分不松，确保“一江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
九江市委书记林彬杨说：“绝不让‘环保为发展让路’，而要让‘环保为发展开路’；绝不让‘局部为整体抹黑’，而要让‘局部为整体添彩’；绝不让‘明天为今天买单’，而要让‘今天为明天储值’。”
决心体现在把长江经济带“负面清单”作为上项目、抓发展的铁律：长江干支流1公里之内一律不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在合规园区外一律不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焦化、建材、有色等项目，所有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小化工企业，全面彻底出清到位……
决心体现在全力以赴推进岸线生态复绿。去年3月，城西港区长江岸线整治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一条集“生态保护、景观体验、休闲运动、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绿色景观带，仅一年时间就呈现在市民面前。
决心体现在敢用短期阵痛换长远绿色发展。九江市柴桑区调整赤湖工业园区产业发展方向，将着力点放在打造轻工制造、装备制造、新型建材三大产业上，同时对工业园的涉水、涉废、涉气企业进行“一企一策”提升改造。
今年，九江还将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机遇，打造长江最美岸线“升级版”——“三区两带一高地”，即建设全国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示范区、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先行区、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区、百里长江风光带、万亿临港产业带、内陆开放合作新高地。
转型升级一刻不停
在九江，石化、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占比近七成。一方面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偏低、环保要求不断挤压企业利润，阵痛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跨越赶超的现实压力——沿江同类城市相比，唯独九江经济总量尚未突破3000亿元。九江急需找寻一条工业发展新路！
机遇仍在，内涵在变。半月谈记者在九江各工业园区采访发现，企业实践和政府探索正在源源不断涌现新的思路，为沿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
新机遇，生长于嫁接新技术、新应用中——在九江石化的智能工厂生产管控中心，通过20多台显示器就可将各个装置的运行情况尽收眼底，实现对工厂内部环境、安全和污染物排放的监测，甚至能精确到每个阀门是打开1%还是2%。智能制造让这家传统石化企业华丽转身，上缴税费连续3年过百亿元。
新机遇，体现在对高质量发展的不懈追求之中——位于九江市永修县的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工新材料生产企业。“产销两旺的好形势，与企业提前布局环保，拥抱绿色发展理念密不可分。”公司副首席运营官杜晓松说。
新机遇，孕育在持续为企业减负松绑、排忧解难中——2018年，九江市深入推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精准发力，为九江企业降低成本超过100亿元。同时，利用政企“茶叙”活动、企业诉求通道、周协调机制、“一企一策”“一事一议”机制，有效回应企业诉求，破解一系列难题。
九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谢一平说：“一个地方的发展有没有活力，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人是不是往这里聚，二是钱是不是往这里流，三是项目是不是往这里落。三者皆取决于营商环境的好坏。2019年，我们将力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全省最低。”
创新发展一马当先
一家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聚集了30多名博士、100多名硕士；一处核心区仅有1平方公里的科技创新试验区入驻了10多家高端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科技型企业……这是半月谈记者不久前在九江市湖口县采访到的一幕。
曾经以钢铁化工产业为主的湖口折射了九江的发展选择。然而，面对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九江凭什么、靠什么创新突围？
靠抢抓人才——九江一边推出人才新政30条，实行人才落户“零门槛”，吸引更多的科研型、产业型、实用型、管理型人才，来九江兴业、创业、就业、置业；一边发挥驻外商会作用，引导鼓励浔企回迁、浔商回家、浔才回归。
靠抢抓战略性新兴产业——九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下功夫，谋划一批引领性、引爆性的项目。同时，每个产业培育3至5家龙头骨干企业，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靠抢抓平台——九江突出抓好九江共青城国家级高新区和鄱阳湖生态科技城在科技创新、高新产业、绿色生态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园区”科技创新创业孵化链条，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2018年，九江新材料、新能源、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电子电器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4.7%，增幅较上年提高7.9个百分点。
坚持生态优先、发展争先、创新领先，由水美岸美到产业美、环境美，九江在探索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目光笃定，步伐矫健。
时政·财经
8 “四访”顺民意，“四议”助民富
为切实解决群众见不到干部、有事找不到组织、监督找不到平台等问题，重庆市奉节县2017年开始全面推广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随访“四访”全覆盖和村两委会议、村民自治组织商议、群众代表评议、监督委员会审议“四议”全规范，通过提速基层治理，助推群众脱贫致富。
“四访”：2万名公务人员下沉基层
干群关系疏离，是政策无法落实、干部带动性不强、群众干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削弱了脱贫攻坚效果。为此，奉节推广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防、农技随访，约2万名公务人员下沉基层。
——干部走访，思想上扶志。“干部走访全覆盖，家家到，户户清，开展思想扶贫，重拾致富信心。”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介绍，县里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走访，帮扶责任人定期走访，网格管理员常态走访，找准贫困户在思想上不愿脱贫的症结。2018年，全县实现“干部进村入户、户户必见干部”。
——教师家访，根子上扶智。在龙桥乡金龙村郭斌华的家里，龙桥小学校长谭志祥、教师张燕与郭斌华谈心。“老师每学期至少对每名学生家访一次。”谭志祥说。2018年，奉节县190所学校7724名专任教师，对13.6万余名学生开展家访，实现全覆盖。
——医生巡访，健康上扶弱。奉节开展三级“家医”巡访服务，即签约医生定期问诊、乡镇医生集中义诊、村级医生及时送诊。奉节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胡云清向半月谈记者介绍，去年全县332支家庭医生签约巡访队伍，开展巡访服务120万人次，其中包括贫困户12万人次，筛查出相应病情的群众被纳入保障机制。
——农技随访，产业上扶技。“全县配置农技专职人员220人，每名技术人员联系10户农技推广示范户，每户示范户带动100户农户，深入农业基地、田间地头，传技术、教方法，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水平。”奉节县脐橙研究所所长黄涛江说。
“四议”：治理更精准
“这些年中央和地方出台很多惠民政策，但一些群众有获得没有感，归根到底是政策不透明，治理跟不上。”杨树海说，奉节推行“四议”，就是为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政策透明度，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村两委会议，有章议事。一方面，围绕“党建、脱贫、产业”，立足乡村振兴，利用集体经济组织，重点谋划村级产业、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另一方面，议定村规民约，建立村民约束机制。对村级项目、资金、惠农政策的落地，召开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严格按程序集体决策、民主决策。
——自治组织商议，有人理事。“自己的事自己办、大家的事商量办。”一是组建产业互助协会、管水管路协会、红白理事协会等自治组织，让公共社会事务有人管，让陈规陋习有人理。二是由村两委牵头搭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选举产生村民股东代表，商议启动资金的利用及收益开支。
——群众代表评议，有权管事。组织群众代表对低保户贫困户认定、救助金发放等进行公开评议，并即时张榜公示;民生项目实施前，组织群众代表对项目的规划、设计、选址等公开评议，确保项目群众参与、认可、受益;同时，年中、年末邀请村代表对村干部述职评议，结果在全乡镇内通报并纳入绩效考核，提升群众满意度。
——监督委员会审议，有责问事。实行村民监督委员会重大事项全程监督，把村里的事都摆上桌面，当好裁判员、宣讲员、调解员、审计员。严格审核决策事项、资金使用、公示公开内容，杜绝项目实施不规范、资金使用不合理、惠农政策有偏差等现象。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四访’‘四议’工作法推行以来，干群关系更加融洽，群众的脱贫攻坚干劲得到激发。”杨树海说。
去年6月，乡镇医生巡访时，发现兴隆镇回龙村村民李明聪患有乳腺癌，当地政府通过保障政策解决九成以上的医疗费。由于病情及时救治，如今李明聪病情好转，避免了“因病返贫”。
在回龙村，村级监督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开始，回龙村的财务公开由季度公开变成月度公开，公开项目要求也从“笼统列支”变成“精细列支”。“以前村里财务公示，群众看不懂，心里有疑惑。现在公示要写明具体名目和金额，群众看明白了，疑惑也少了。”回龙村监督委员会主任聂学全告诉半月谈记者。
治理水平提高后，农村集体经济在奉节焕发活力。2017年，鹤峰乡莲花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两委会议及村民代表评议，决定发展特色水果和油橄榄产业，当年就创收30万元，带动56户贫困户大幅增收。
莲花社区党支部书记朱炳宣说：“现在，群众更支持我们了，自己说话更有分量了，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科技·文化
9 扎心的《都挺好》，触碰到哪些痛点
一部聚焦原生家庭的电视剧犹如一块不规整的石头，沉重地砸进中国观众的话语场。“都挺好”，还是“都不好”，由这一石激起的水花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多个侧面，也触到了影视创作的多处痛点。
触中国式“家和万事兴”之痛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对于特别重视家庭的中国人来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牵绊。传统家庭伦理和亲情秩序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后，不可避免受到冲击，这成为国产家庭伦理剧创作的大背景。
回溯近年来的电视荧屏，不乏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的家庭伦理作品：《欢乐颂》中，重男轻女观念“牺牲品”的樊胜美曾引发观众展开一番激烈的讨论;《老有所依》中，中国青壮年一代赡养老人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让不少身处其中的观众感同身受;《虎妈猫爸》则引领观众直面教育观念的差异爆发的家庭冲突……这些作品虽以某一社会话题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度解读与展现，但对于其他社会关系可能衍生出的问题，往往并无过多涉及。
而《都挺好》首次全方位将中国式家庭在当代伦理观念变迁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一并抛出：原生家庭的桎梏、陪伴式啃老、重男轻女、妈宝男等众多零散存在于每个家庭生活中的残酷现实，一贯被粉饰被歌颂的父母之爱、手足亲情、家和万事兴，被一把扯下“遮羞布”，露出颇为不堪的一面。
当痛点被精准触碰，观众“代入式”观剧体验集中喷发：或是声讨苏家“男团”，或歌颂女性联盟，或陷入对家庭问题的无休争论……几乎每个观众都能在这部剧中看到属于自己的生活难题。
由于矛盾冲突过于集中，《都挺好》一度被指“过度贩恶”，有评论者甚至指出该剧不乏迎合与挑拨大众情绪的“投机主义”。该剧制片人侯鸿亮表示，一部能留得下、传得开的文艺作品，并非让人们陷入更深切的恐慌与焦虑。触碰中国式“家和万事兴”之痛，是希望帮助人们在现实中“修复”与“脱敏”。
《都挺好》播出之后，《人物》杂志曾在微博后台发布关于原生家庭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参与分享自己每一个分享故事的“苏明玉”都在努力自我修复。可见，如何与过去和解、与自己和解，才是该剧最值得探讨与回味的地方。
触女性角色“脸谱化”之痛
据艺恩统计的数据，《都挺好》女性观众比例达七成以上，百度指数的用户画像也显示，30岁以上的女性观众成为这部剧的主要受众。剧中，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生活理念、遭遇困境各不相同的女性角色，打破了多年在家庭伦理剧中“脸谱化”甚至“污名化”的存在，重塑当代女性形象。
综观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家庭伦理剧发展史，从触及“婚姻危机”的《中国式离婚》，到痛击“第三者”的《蜗居》，再到围绕“婆媳矛盾”的《媳妇的美好时代》，无不是将女性角色置于被动或矛盾的“始作俑者”上去展开。
而《都挺好》中的女性角色有着人性的自私，更有着难得的坚定独立和通情达理。大嫂吴非隐忍机智、二嫂朱丽自尊可爱、小妹苏明玉自立坚强，这些现代女性形象在一次次家庭风波中，被刻画得愈发独立、理性、丰满。对此，导演简川訸曾表示，这并非是刻意抬高女性角色：“我们不能拿以前传统的眼光来看待男女关系，最终还是要从角色所处的故事出发。”
不过，也有社会学者不无遗憾地指出，《都挺好》没有通过女性角色的成长进一步探索与破题。比如，苏明玉看似八面玲珑，却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很容易冒犯到一些人，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也并不明智;大嫂、二嫂虽在各自的小家庭中拥有话语权乃至决策权，但没能改变各自不够成熟的丈夫。
“文艺作品不止于激发共鸣、宣泄情感，应站在社会学角度上，为女性发展提供有益方案，给予观众鼓舞与启示。”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说，美剧《傲骨贤妻》就通过女主角所处的矛盾逐渐推动其意识觉醒和精神独立，最终造就和见证了这一人物的成长。“这或许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我们对展现女性多元可能的作品充满期待。”
触“伪现实主义”创作之痛
在政策的鼓励下，近两年的电视荧屏上现实主义题材剧作势头甚猛，创作者尝试开拓细分领域，并收获不少热度。但急功近利下，也催生出部分“伪现实主义”作品，造型过度、人物浅白、价值观单一的“悬浮剧”一度饱受诟病。
“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一定是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素材之上。”东方卫视总监、影视剧中心主任王磊卿指出，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体现着对社会的真观察、对生活的真提炼，对人生的真领悟，对价值的真发现。“行业想要触碰观众的真心，首先要拿出创作的真情。”
侯鸿亮表示，《都挺好》的改编原则就是不去编，情节都必须有真实生活基础、生活逻辑在，不为博眼球而写。正如《都挺好》大团圆结局的引发热议，恰恰是观众在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身边人的影子，才会在如何处理原生家庭创伤上出现认知争论。
真实的细节，源于认真的前期调研。简川訸介绍，为保证作品根基的扎实，《都挺好》主创团队做了大量采访调研。即使是剧中相对弱化的职场部分，亦做过精密调研，比如中国机床生产行业的现状，销售经理的工作状态和收入情况以及公司上市的真实案例等。
在刚刚举办的2019年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对电视剧如何反映好现实问题，业界再次发出强烈信号：只有认真倾听社会呼声，牢牢把握时代脉搏，才能在作品中客观反映民众心声，现实题材作品才能厚重起来、高远起来。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都挺好》的成功或让更多创作者吃下定心丸：只要品质过硬，现实主义题材永远不会过时。
生态·健康
10 垃圾分类投放之困，绿色生活难除之疤
“带垃圾上班”，窘局如何破解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行，“定时定点”扔垃圾、清运车辆干湿分离……垃圾分类正逐渐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新时尚”。半月谈记者在上海率先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查发现，尽管这项工作已稳步推进，且形成了垃圾分类大数据分析系统，但部分居民及商户自觉性不足、回收硬件有待提升、两网融合中转站下游对接难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
“撤桶后”：部分居民带垃圾上班，街面商户深夜倾倒
“2018年7月28日开始撤桶，尽管之前进行了大量宣传，但第一天小区就像一个大的垃圾桶。”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富仕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石晶晶回忆说，“撤桶就是把2015年起居民楼底下放置的垃圾分类桶撤走，放置在垃圾厢房内，由志愿者和分拣员引导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垃圾投放时间为每天的6:30-9:30和17:00-20:00。”
“撤桶实施后，大部分居民特别是老年人，能较好地配合工作。”石晶晶说，“但部分年轻人不执行垃圾分类。有的人把垃圾扔到小区外面的街道垃圾桶里，有的人把垃圾放在车里带去上班的地方扔。”
“在街面店铺附近，一早上也会有不少未分类的隔夜垃圾。”上海江川环卫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部主管王军雄说，“城管、执法、市容等部门都有下班时间，一些商户就趁晚上把未分类的垃圾丢在街上。因为即使被发现，处罚力度也不够。”在一些小区，为了查找那些被乱丢弃的无主垃圾的主人，居委会干部甚至会去翻找垃圾上留下的线索。
垃圾回收三环节，“软硬件”配套不健全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居民习惯养成的问题外，目前垃圾分类的收集端、运输端以及中转处都有可改进提升之处。
定点定时投放垃圾以后，一些居民坚决反对把垃圾厢房设立在自己居住的房屋附近，担心会有异味，进而影响房价。“鉴于选址困难较大，是否可考虑由政府出资，购买设计可移动的垃圾厢房，在规定时间拉至小区出入口供居民投放垃圾。”石晶晶建议。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富仕名邸物业管理处小区物业经理邵世明表示，“小区垃圾分拣员的经费、志愿者的基本保障及小区分类设备都需要资金，这加大了老式小区物业收支平衡难度，可否建立相应的补贴机制……”
在运输环节，个别湿垃圾清运车辆密封性不高，也会造成“一路开一路滴”的路面二次污染现象。王军雄表示：“目前上海已率先实现干湿垃圾分开运输，但清运车辆标准要进一步提高，建议政府购买车辆时提高标准。”
在江川路街道两网融合中转站，半月谈记者看到，废金属、废家电、废纸等分类整齐堆放着。“两网融合”指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两个网络有效衔接，目的是实现垃圾分类后的减量化和资源化。上海兴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晗表示：“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是收运成本高，存储能力有限，企业需要自己去找末端处置方，一些低价值的回收物基本是亏钱在处理。”
强化管理，针对年轻居民调整策略
今年以来，江川路街道将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提上重要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干垃圾从原日均175.41吨，减少至146.37吨（同比2018年1-3月），湿垃圾从原日均12.83吨，增加至26.77吨（同比2018年1~3月）。并且，构建了江川垃圾分类大数据分析系统，强化对辖区居民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信息数据报送，形成周报制度，实效达标率80%以上。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规定，个人违反相关规定，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物、干垃圾混合投放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该条例让垃圾分类工作有了执法的依据，惩罚乱丢弃垃圾者也有法可依。比如，办公场所也需要进行垃圾分类了，原本带垃圾上班的居民也不得不开始自己动手进行垃圾分类。”石晶晶说，“但仍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如针对民营企业主就没有工作抓手。而居民中租客则最难管理，因为他们缺少对小区的归属感。”
肖晗建议，可以将居民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表现和居住证等证件的办理挂钩。“上海是一座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对办理居住证的人口有积分系统，可将垃圾分类相关表现纳入考核。”
此外，不少年轻的居民希望物业方能针对不同居民群体调整不同的垃圾投放时间。上海市民潘娴建议：“鼓励垃圾分类的积分兑换应根据年轻人的需求进行调整，比如除了肥皂、洗衣粉，是否可以加入电影票、乐园门票兑换等。”
民生·社会
11 未出校园背上债，谨防大学生成钱奴
导读
赵娇、小五、落落、陈陈和刘芸锦在不同的高校求学，但每个月收到生活费后的第一件事都是还贷。今年3月初，赵娇支出了2684元，小五支出了1594.62元，刘芸锦支出了1390多元，陈陈和落落则均支出了约1000元。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在校大学生有过“网贷”超前消费，有些人越贷越多，还没步入社会就已背负大笔债务。
超前消费，校园跟风“网贷”
当前，大学生使用“花呗”和“白条”等网络消费信贷产品的现象较为普遍。
“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进行超前消费”“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利息或者利率低”以及“能够在众多平台进行消费，使用方便”，是在校大学生使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的主要动因。
2015年秋天，就读于西南某高校的刘芸锦网购时收到了“是否使用‘花呗’付款”的提示。后来发现身边的同学都在使用“花呗”，她也就跟着用了。
和刘芸锦一样，就读于东北某高校的王一诺也在同学的推荐下开始使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2016年9月，王一诺想在网上买化妆品，但手中资金并不充裕。在同学的推荐下，王一诺开通了“花呗”，并用其支付购买了相中的化妆品和其他商品。
“一间寝室有一个人在用，往往就会有室友盲目跟风。”贵州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辅导员吴卿认为，不少学生都知道超前消费和贷款存在隐患和风险，但难以抵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伴效应。
2018年3月，现就读于西北某高校的樊双正在家中准备研究生复试，看着当月需要偿还的1900元“花呗”贷款，她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毕业，父母没有每月再专门给她生活费。没有收入来源的樊双最后只能请父母“出手”偿还了这笔贷款。
据调查，一部分大学生会使用下个月的生活费或向父母和朋友寻求资助来“还贷”，也有部分人会通过兼职赚取收入“还贷”，极少数则会找新的网络贷款平台“借新还旧”。
一旦依赖，越贷越多
“以前看到限量或者限时销售的商品，就只能遗憾放弃，现在就可以先用‘花呗’买下来。”就读于华南某高校的落落说，她现在买东西时更加“果断”了，但每个月的花销也更大了。
大学生的消费贷正“越贷越多”。刘芸锦的“花呗”总额度已经从刚开始的1500元涨到了6000元，其中还有4000多元尚未还清。
“之前2000元的额度绰绰有余，现在刚刚够用，偶尔还不够用。”作为“花呗”的老用户，就读于东北某高校的小乔说，开通“花呗”后，自己花钱越来越多了。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安全认为，网络消费信贷产品可以让人们动用未来的收入进行消费，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大学生的消费欲望。
和传统的校园贷相比，“花呗”和“白条”等以知名企业为依托的网络消费信贷，规定期限内低利率或者零利率还款，放贷速度快。这让一些大学生逐渐对其产生了依赖。
“我也一度想关闭‘花呗’等网络信贷，但停用后也会带来诸多不便。”就读于西南某高校的王云海表示，他每个月的生活支出并不固定，部分月份会入不敷出，又不便于向父母求助，只能通过“花呗”来缓解。
须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辅导员许翟认为，长期使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会让大学生在潜意识里觉得“钱不是问题”。“这种消费心理还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择业观，导致部分大学生在择业时眼高手低，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
在贵州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董蔚然看来，帮助大学生树立开源节流的消费观，引导大学生合理使用消费贷，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张安全建议，学校应该从心理学角度矫正大学生的从众消费心理和求异消费心理，加强大学生理财教育，提倡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
“各类网络消费信贷产品企业不能一味逐利，应当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张安全说，“网络平台在提供消费信贷产品时，应当有一些劝导和警示，引导大学生适度、理性消费，同时应对贷款对象、消费内容和信贷额度有所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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