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20年第5期：街道治理升级，“小二郎”变“大二郎”

    半月谈记者 刘国政 韩振 刘博伟

    重庆九龙坡区二郎街道曾是城乡接合部，存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多、征地拆迁多、劳资纠纷多等复杂社情，上访不断、案件高发，这些问题依靠传统治理模式常常无解。近年来，二郎街道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发挥基层自治、整合行政资源、实施精准发力、采取科技支撑等措施，实现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小二郎”：传统治理挑战多

    “二郎街道辖区内，有原重庆热水瓶厂、钟表厂、钢球厂等多家破产的国有企业，涉及下岗职工数千名，上访、集访事件频发。”二郎街道办综治办主任胡世波介绍说，近年来由于大量企业入驻二郎街道，征地拆迁矛盾和劳资纠纷问题也很突出。

    1997年，钢球厂成为重庆首批破产的国有企业，数百名职工下岗，钢球厂小区因此陷入混乱。“小区没人管，邻里矛盾突出，治安案件时有发生。”原重庆钢球厂工会主席、小区居民陈孝光说，“到处都是垃圾，还经常发生偷盗。”

    “政府曾派人去开展工作，但小区居民并不配合，甚至发生冲突。”二郎街道党工委书记邹宏举说，传统治理模式中，政府大包大揽，但因人手有限、部门条块分割等问题，许多想做的事做不好、该做的事情没精力做，群众不买账，效果也大打折扣。

    “大二郎”：街道治理2.0版

    针对治理的痛点和难点，二郎街道结合社情与时俱进推出治理2.0版。

    ——发挥群众自治，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办。2015年，在二郎街道指导下，钢球厂小区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委员会针对小区管理的各种“疑难杂症”，制订了《自治公约》，对小区进行管理，让小区逐步实现了由乱到治。

    此外，由退休干部、党员、爱心人士组成的“老杨群工”，也发挥重要作用。二郎街道有500多名“老杨”，他们跟群众打成一片，在政策宣讲、矛盾化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整合行政资源，大融合解决群众小问题。胡世波说，去年4月，二郎街道按照“协同作战”思路，将500名“老杨群工”和公安、司法、综治等部门进行融合，在街道设立“老杨群工”站，社区设立“老杨群工”室，楼宇“老杨群工”点，形成一张多方联动治理网络，以便群众办事。

    “我们左边设置了负责信访接待、人民调解和法律咨询等矛盾调解窗口，右边则是社保、医保办理的便民服务窗口，很多百姓的日常事儿在这个大厅里绕一圈就能办好。”胡世波在“老杨群工”站大厅介绍。

    ——精准发力，把该政府办的事情办好。随着资源整合、效率提升，过去有心无力的政府，终于能腾出精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将服务功能延伸到企业身边。二郎街道留学生创业园党委副书记周晓梅表示，为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他们在二郎街道辖区内的留学生创业园设立党群服务中心，通过“一对一”走访、政企恳谈会、组建商会、设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等措施，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智慧平台为治理插上翅膀

    串联处置机制，是传统治理模式。如今，二郎街道通过构建智能化平台，改串联为并联。群众待办事项会自动分流到各相关部门，事项办理进程也会全程跟踪、全程监督。

    半月谈记者在二郎街道综合智慧调度中心看到，这一智能化大数据平台涵盖了党建服务、城市管理、平安建设、社区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等板块。“各个板块领域内，有人发现问题，通过手机App上传，该事项会自动分流到相关部门处理，极大提升了效率。”调度中心负责人说。

    去年5月，钢球厂小区突然来了位中年租户，“老杨群工”在走访过程中，及时将其身份信息上传至智慧平台，结果发现，这人竟是一名涉嫌吸毒后实施盗窃的“逃犯”。最终，当地公安部门在社区配合下将其抓获。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二郎街道将按照这一要求，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提升治理水平。”邹宏举说。（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