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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卖钱、养着烧钱:特种养殖扶贫何去何从
半月谈记者 周楠 周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月2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随后,各地都拿出严厉措施大力加强监管。
采访中,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为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一禁令必须严格执行。同时也须注意到,这一禁令让不少地方的特种养殖业陷入停摆,而这些产业多是当地政府扶持的扶贫产业,相关贫困户不同程度遭受损失,一些脱贫户面临返贫风险。
脱贫攻坚决胜之际,特种养殖产业何去何从?依附于此的贫困户、脱贫户怎么办?部分学者与基层干部疾呼,唯有充分吸取过去的教训,广泛倾听意见建议,加强精细化治理,才能真正解决好冲刺脱贫攻坚的这一新难题。
扶贫产业奄奄一息
竹鼠、大鲵、黑斑蛙、石蛙、野猪、豪猪、蛇等特种养殖,近年来频繁成为农业种养界网红,也是各地扶贫产业的重要内容,有的甚至得到地方政府下文支持。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野味禁令出台后,各地特种养殖扶贫产业基本陷入停摆状态。
“现在是产子季节,按说不能让人进场,母竹鼠受到惊扰,会咬死竹鼠仔。不过已经这样了,你们随便看吧。”一个在湘西排得上号的竹鼠养殖场负责人田忠冬说。
田忠冬从2012年开始养竹鼠,后来又成立合作社带着乡亲们一起养。不算今春产下的竹鼠,目前存栏种鼠就有6200多只。他说,以前效益不错,每年都扩大规模,现在砸在手里了。“如果损失由自己承担,恐怕会倾家荡产。”
跟他一样担忧的还有当地扶贫部门。田忠冬的合作社帮扶了511个贫困群众,他们原本有希望脱贫奔小康,现在可能前功尽弃。
湖南凤凰大山里的麻冲乡高通村,山坳间水田里蛙声一片。黑斑蛙养殖大户谭永生说,去年有52名贫困群众入股分红,每人分红6600元,“大家还盼着今年大干一场,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曾经在扶贫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特种养殖业,一个冬天之后,变得奄奄一息。
湖南湘西州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该州扶贫办项目科科长陈昌保说,一些特种养殖产业见效快,效益好,贫困地区的产业选择本身也不多,在上级支持下,近年来当地投入2443万元财政资金,帮扶54个特种养殖项目,涉及贫困群众9773人。“特种养殖户群体本来稳固脱贫了,现在面临返贫风险。”
在中国大鲵之乡湖南张家界,由于人工养殖大鲵目前不得上市,从事大鲵养殖的贫困户因不能及时进行大鲵交易,出现资金断档,承担贫困户利益联接、负责分贷统还、接受贫困户务工的大鲵产业相关企业、合作社等,也出现效益下滑、利润收窄,甚至运转困难,间接导致参与贫困户收入减少,就业困难。
据了解,除大鲵产业外,目前湖南省特种养殖光存栏产值就超过20亿元,拥有相关证件的野生动物繁育养殖场(户)共有3800多户。半月谈记者从湖南省林业局了解到,目前全省所有野生动物养殖许可证已被全部收回。
除了湖南,广西、贵州、江西等地也是特种养殖扶贫产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常年调研扶贫的广西行政学院教授凌经球说,不少贫困地区没有很好的产业选择,特种养殖确实帮助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现在如果禁养、禁食,对广大已经脱贫的养殖户、期待借此脱贫的养殖户来说,都将带来不小的损失。
一名业内人士说:“特种养殖户目前的心态是,不能卖钱,养着烧钱,马上没钱,前途渺茫。”
补偿、转型、合理利用:三道难题亟待破解
有贫困户告诉半月谈记者,大鲵已不让卖,为减少损失,村里有人准备把家养大鲵放归自然。但是,对更多养殖户来说,放归自然这种方式无法实现,竹鼠会啃啮山间植被,大量放生很可能会带来基因污染等生态灾难;野猪、豪猪、蛇的放生则会带来危险。
养殖户们只能边养着边观望。田忠冬说,每天员工工资、饲料成本、水电费等就达800元左右。湘西州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科长贾志明说,只要是一定规模的养殖户,每天运营成本基本都在500元以上,他们处境尴尬:政府不让处置,只能一边等待最新政策,一边保持继续投入,这些都是二次损失。
受访干部和群众普遍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野味禁令,不管是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站在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角度,遵守和落实这一决定。同时,各地干部群众期待尽快妥善解决三道难题。
一是应尽快出台合理补偿政策。湖南省林业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不少养殖户投入几十万元,有的还为此身负贷款,准备大干一场。禁令出台后,产业如果完全停摆,可能出现“因禁致贫”。采访中,受访养殖户向半月谈记者展示了多个行业微信群,不少微信群到凌晨一两点还有人在诉苦。“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也不给政府添乱,只希望得到合理补偿,不至于倾家荡产。”
如何补偿?各级财政怎么分担?在部委层面的相关政策没有明确前,各地干部对此讳莫如深。中部某省人大系统一名干部坦言,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地方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受影响的农户一定补偿,但在上级政策和规定进一步细化前,各地财政一般不会主动承担。老百姓等不起拖不起,拖得越久,补偿金额必然越多,政府承担的补偿压力也越大。
二是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转型转产。湖南省一位野生动物专家认为,这个产业其实不好转产,所谓特种养殖,场地、设施、设备多是特别的,养殖技术也是如此,这些设施设备难以回收,养殖转型困难重重。“有些养殖户投入了好几年时间来专门学习技术,这种无形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中部某市一位扶贫办主任说,中央和省里规定出来后,今年所有特种养殖项目以及专项资金都取消了,这笔钱投到哪里,他们开会讨论了4次也没有拍板。“养猪有污染,养牛羊见效慢,担心脱贫任务难以完成。”
三是明确特种养殖产业发展前景。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最期待的措施,还是那些养殖已成规模、技术足够成熟的品种能够最终进入白名单。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透露的信息,一些动物(如兔、鸽等)的人工养殖利用时间长、技术成熟,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所形成的产值、从业人员具有一定规模,有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决定的规定,这些列入畜牧法规定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也属于家畜家禽,对其养殖利用包括食用等,适用畜牧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并进行严格检疫。
有受访者指出,特种养殖在检疫检验方面的制度远不如传统家畜家禽养殖完善,相关疫病研究也较为滞后,但恰因如此,目前治理重点应在这几方面发力,做到严格、科学、合理利用,而非管死。
部分干部群众认为,鸽、兔后面的“等”字留了弹性空间,大鲵、竹鼠、黑斑蛙等品种能否列入,有值得研究的余地。张家界市大鲵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王建文说,大鲵养殖加工业在张家界有40多年历史,实现了大鲵从濒危到保护再到合理利用,全国相关从业人员有10万人。“希望在疫情后,国家大的法律法规给个出路,能够继续发展。”
统筹处置考验地方施政能力
多位受访者表示,野味禁令的颁布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有利于革除某些陋习、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但在具体操作上,因程序庞杂、牵涉人群众多、需要多部门多学科协同。
多名干部表示,部委层面的政策要尽快出台,也要做好充分的前期调研和系统研究,且要多部门合力,不能部门政策冲突、“神仙打架”。比如特种养殖到底哪些品种禁,哪些不禁,必须充分吸收地方的意见,如果标准模糊,甚至彼此冲突,加上环保和舆论带来的压力,地方就容易不知如何落实。
“省林业局前不久下发了一个文件,但是内容很虚,不讲这些扶贫产业怎么办,也不讲怎么补偿和转型转产。国家层面的决定是没错的,地方也要有担当,可以自己明确的就要明确,不能明确的就要跟中央积极反映和沟通,不能什么都推到基层,最后把问题越拖越严重。”某市林业局一名负责人说。
同时,不少干部担忧,由于在执行层面缺乏统筹和长远考虑,各地会重复前两年生猪禁养退养限养政策落地时的一些乱象。
南方某农业大县一名副县长说,从国家层面来说,生猪“禁退限”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在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但到了执行的时候,各地就层层加码、甚至擅自扩大“禁退限”的范围和类别。
“本来是限制规模化养殖,但有的地方把散养户也限制禁止了;有的符合环保要求,但地方要么出于减少麻烦和包袱的考虑,要么想趁机把投入的土地用来搞工业,对养殖多加限制;有的地方甚至大搞无猪县、无猪乡,只顾迎合上级,罔顾群众利益。如今,受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猪肉供应紧张,一些地方又通过给予大额补贴、环评一路绿灯等方式鼓励养殖户增产……”该副县长说。
“这样的情况,希望不要重复。”凌经球说,特种养殖扶贫产业何去何从,建议有关部门多调研,听听各方的意见和呼声。(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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