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4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在基层一线锤炼年轻干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这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明确要求。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迈进，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归根到底在于培养选拔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坚决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破除唯年龄偏向，改进后备干部工作，优化干部成长路径，推动落实常态化配备目标，年轻干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年轻干部工作有了新内涵和新使命。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效的举措，及早发现、及时培养、源源不断选拔使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优秀年轻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输送新鲜血液，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作为当前年轻干部的主体，“80后”“90后”有优势也有劣势。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接受过良好教育，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另一方面，不少年轻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毕业后又直接进“机关门”，对基层情况体认不足，缺少在基层服务群众、解决棘手问题的经验。
“玉不琢，不成器。”对有培养潜力的年轻干部苗子来说，只有在基层一线的复杂实践中经受千锤百炼，才能成长为忠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接班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环境治理、信访维稳等难点焦点问题最直接，矛盾最尖锐，利益博弈最激烈，所以基层一线成为“大熔炉”和“赛马场”。年轻干部如果不投身到火热的基层实践中来，就无法真正认识到国情的复杂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性。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年轻干部有了丰富的基层经历，才能更好树立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才能深刻认识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才能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
近年来，公务员考试越来越重视基层工作经历，尤其注重向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支一扶”计划和特岗教师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倾斜。各地组织部门加大直接选调大学生到基层或偏远地区工作的力度，大批年轻干部被送到脱贫攻坚“主战场”。年轻干部自觉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氛围也越来越浓厚。
但不容忽视的是，年轻干部不愿到基层，或者身在基层心不稳、不愿留等情况依然比较突出。少数人到基层工作动机不纯，抱着“镀金”的心态混经历，“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思没放在基层工作上。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除了条件苦、工作累、担子重、责任大等直接困难以外，一些思想观念上和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因素也是基层引不来、留不住年轻干部的重要原因，必须下大力气扫除。
打破论资排辈的“潜规则”。在基层干部选任工作中，不看能力排资历、不比业绩论年头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操作办法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也打击了年轻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干部队伍里“熬”的心态盛行。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固有观念束缚，对有潜力的优秀苗子，既要遵循干部成长规律，又要不拘一格大胆使用。
选人用人切实注重基层导向。“在群众身边，不如在领导身边”“让群众满意，不如让领导满意”……不可否认，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在年轻干部群体中仍有市场。要纠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就得切实在选人用人方面注重基层导向，将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选任年轻干部落到实处，重奖那些老老实实扎根基层、兢兢业业干出实绩的年轻干部，不让老实人和有担当的人吃亏。
建立保护基层年轻干部的容错机制。年轻干部的优点是有冲劲，有闯劲，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缺点是实践经验不足，处理问题缺少耐心和韧性，容易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对身处基层的年轻干部，要做到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一方面，要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强化自我修炼，正心明道，防微杜渐，做到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另一方面，要构建科学的容错机制，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最大限度调动年轻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半月讲解
2 半年经济数据透露哪些信号？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依旧以其坚毅的姿态，保持着平稳的航行破浪向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经济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从中可窥见中国经济的平稳态势。
“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态势在持续发展，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良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认为，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扎实推进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应该说成绩来之不易。
成绩的取得与多方面的一致努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效用持续发挥，减税降负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力度加大，经济运行呈现出增长平稳、就业扩大、通胀温和、国际收支改善的良好格局。
总体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积累增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毛盛勇提醒，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关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积极应对外部挑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引导稳定社会预期，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结构持续优化，培育新动能
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是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一批有潜力、高附加值的新动能企业快速崛起，高质量发展而非单纯追求数量成为众望所归。
从产业结构看，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3%，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7.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司长许剑毅认为，随着“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服务需求将进一步增强，服务业发展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作为印证，1月至6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4.4%，延续去年以来的较快增长势头；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0.8%，延续去年5月份以来的下降态势。在调优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化解风险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力地促进了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对保增长的贡献日益凸显。
“我们希望以智能技术为切入点，助推中国航空业弯道超车。”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齐俊桐说。上半年，坐落在天津开发区的一飞智控再获1亿元融资。它曾在国内率先提出为无人机造“大脑”的概念，在智能无人机市场占据相当份额。
一飞智控只是天津开发区上半年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缩影。该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上半年，天津开发区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石化、汽车制造四个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5.4%。高新技术企业、新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增长态势明显好于传统领域，新旧动能转换渐入佳境。
上半年，分拣机器人、无人机配售、面部识别支付等新技术逐步崭露头角，“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入融合，网络购物、平台经济等新业态高速增长，直播教学、远程医疗等新模式悄然兴起，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质量效益提升，企业、行业、区域版图分化与重塑，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愈发明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昌林指出。
腾挪空间大，显现十足韧劲
中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实现良好表现，专家们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大、有韧劲，回旋余地大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司长文兼武表示，今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结构优化、效益改善，支撑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多。
作为传统工业城市，济南市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和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之脸”正悄然转变。
“目前，济南已初步形成了服务经济主体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强力支撑、现代都市农业加快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济南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曰良说。如今，济南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产值比重达58%，形成了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同时，传统制造业融入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发展的大潮中，依然挺立潮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仍是支撑经济的重要法宝。继我国明确在7月1日起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和进一步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后，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扩大进口”，部署一系列促进调结构惠民生和外贸平衡发展的措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在稳定出口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进口，有利于助推国内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吸引消费回流，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尽管中国经济韧劲十足，但不能回避的是，我国外部不确定性、不平衡性、不稳定性有所增加，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使贸易全球化蒙上一层阴影，也会波及我国。但我们有信心克服贸易摩擦冲击，当好经济全球化坚定的维护者。
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也在增强。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将我国2018年经济增速预测分别上调0.1个、0.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维持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预测不变。
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战略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认为，我国消费增长空间还很大，要继续做好内需这篇大文章。同时要从改善投资环境入手，为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创造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为全年稳定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半月调查
3 “数字冲动”砸出伪创新 只能看不能用的专利
“不管企业发展是否需要，都要想尽办法比拼专利比论文，能否产业化根本不重要”“项目评审走形式”……半月谈记者在国内高新技术企业采访时，一些民营企业家和高校学者对当前一些企业的伪创新现象表达了不满。
弱专利、假需求：部分企业热衷伪创新
近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常林集团因涉嫌项目空转、科研造假备受舆论关注。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企业披着高科技和创新的外衣、行欺骗之实的伪创新乱象屡禁不止。
“说实话，我们企业95%以上的专利就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产业化。”一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知名药企负责人说。企业每年都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请“写手”代写及购买专利。但这种往往是缺少技术含金量的弱专利，质量很低。
半月谈记者联系了该企业推荐的一家专利代理机构，以购买专利为由进行咨询，对方坦言，购买一项发明专利约需2万元，但不保证能产业化，“用来充数量没问题，手续都齐全”。该业务人员还透露，其公司平台上交易的专利，七成都无法产业化。
一位新兴产业集聚基地负责人对此亦有同感。他调研发现，一些小微企业研发专职人员只有两三人，却是专利大户，办公室挂满了各类证书，产品品类更极其丰富。正是因为深谙“创新”之道，有的将一项技术发明放在10个不同应用场景，分开申报，便有了十个专利，有的就是砸钱买，“连专利名称内容都说不清楚，纯属形象工程”。
该负责人还反映，有的企业干脆“拿来主义”，直接将他人产品贴上自己的品牌，被业内戏称为“贴牌式创新”，这一现象在无人机、机器人等领域表现尤甚。
“不仅以弱专利伪装技术进步，还善于造假、夸大市场需求与订单量来造势。”刚在一场科技企业路演活动担任评审的专家分析，一些互联网领域创新不去安心根植于核心技术，而是热衷于过度炒作假需求来玩资本游戏。
“数字冲动”扰乱创新秩序
接受采访的企业家们及高校学者坦言，近几年专利申请、创新项目申报中反映出的“数字冲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导致一批所谓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只能看不能用，更不能产业化，干扰了创新秩序，损害了创新氛围。
“缺少原始创新、重大创新，不愿意坐冷板凳下硬功夫，而是一心想挣快钱，搞快餐式创新。”在专家们看来，这股歪风背后，企业一方面想垒高创新的“数字成绩”，套取国家创新政策资金，一方面利用重视创新的社会心态，包装自己吸引更大市场投资及订单。
上述药企负责人举例说，比如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复审时，都明确要求申报企业具有一定数量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但由于审核形式以纸质申报材料为主，缺少实地实物的多方校验，一些创新投机行为得以蒙混过关。“甚至滋生了中介产业链，凭借特殊的沟通渠道，帮助伪创新通过审查。”
一位刚从知名高校离职的创业者吐槽，近日正忙着帮一位建筑商朋友写专利，对方不关心写啥，就是需要专利“傍身”来申报项目。“于是我绞尽脑汁，将研究的人工智能、新材料方向与建筑行业相结合，在办公室憋了两个。”他说，只要文本写得好，专利一般跑不了。
剔除虚火，严惩造假
伪创新不仅仅挤占大量政策补贴名额，更挫伤真正埋头苦干的创新者，也影响了决策部门对科技进步的客观认知，拖累了我国创新脚步，降低全社会的创新水平和质量。
“可怕的是，企业在数字冲动、利益驱使下知假造假，并相互攀比。一些政策与评审漏洞又让伪创新怪圈得以运转，必须尽快扭转这一局面。”受访者深感忧虑。
专家表示，首先要从源头上提高专利含金量，将创新的数量优势转化成质量优势。一方面强化专利评价质量导向，完善专利统计发布制度，并加大对地方专利质量的考核与监督；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地方奖励专利申请者的做法，建议做好甄别，避免专利申请通过便束之高阁的现象。
企业家认为，在支持创新项目时，亟待建立科学评判的遴选机制，避免“走过场”“拍脑袋”，如加大对项目资金中研发费用支出的审查，增加对产品的实地实景验收等。
对于贴牌式创新的造假行为，受访者认为应该出台惩罚举措，将涉事企业纳入创新政策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黑名单，限制其获取创新资金支持等。
半月世界
4 “金砖”与“丝路”携手，照亮共同发展之路
7月25日至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会晤备受世界媒体关注。南非驻华大使多拉娜·姆西曼曾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相辅相成，“一带一路”倡议将为沿线国家发展注入新活力，更有力地促进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
事实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存在着广泛的相通之处，有很好的协同发展空间。二者都以发展为导向，以各国间协调合作为支撑，二者的共同理念为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它们同步推进、相互支撑，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理念相通，一脉相承
“金砖”与“丝路”的相通首先体现在二者理念相通，一脉相承。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合作倡议，二者都追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平等伙伴关系，秉持互利共赢原则，通过经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其中，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精神，坚持“开放透明、团结互助、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原则。“一带一路”倡议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都倡导发展战略的对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时强调，金砖国家要致力于发展战略对接。他说：“我们五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处在相近发展阶段，具有相同发展目标，都已进入经济爬坡过坎的时期。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各自在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方面比较优势，将激发我们五国增长潜力和30亿人民创造力，开辟出巨大发展空间。”金砖国家在相互发展战略对接的基础上，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去同“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对接，通过“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建立合理而稳固的经济合作基础。
成员范围日趋接近
“金砖”与“丝路”的相通还体现在其成员覆盖范围有所重叠，而且日趋接近。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主要成员是各区域主要新兴经济大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具有包容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目前五国的对话与合作。“金砖+”将拓展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比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埃及等更多“一带一路”的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可能会被纳入其中。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发展伙伴的经济合作倡议，也是一个包容性的倡议。特别是今年1月，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等成果文件。拉美被确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这意味着目前金砖五国所在的各大区域都已经被涵盖在“一带一路”范围之内。
合作促发展，功能趋同
“金砖”与“丝路”的相通更体现在二者功能趋同，都旨在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金砖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将有力推动金砖国家内部形成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和人文大交流的局面，从而为金砖国家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打造金砖合作的下一个“金色十年”。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将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更有力的动力。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以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为支撑，以金砖国家作为支点率先开展设施联通，将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串连起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形成更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在贸易方面，金砖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合作机制，在提升相互间的贸易畅通水平方面将互为动力。在金融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都将成为向相关国家投资的主要来源渠道。习近平主席在去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还提出，中国将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一带一路”作为相对灵活和多层次的合作形式，将极大丰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使之从单一的政治高层会晤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
可以见得，“金砖”与“丝路”携手，不仅有利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本身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大数据进村，县级审批“村里办”——河南邓州创新农村治理体系
随着村级管理权限的缩减，农民与村级组织间互动性大大减弱，近年来出现了乡村“悬空”“两不找”等问题。对此，河南邓州建立起“农村大数据”，赋予村级组织县一级的办事权，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
县级办事权下放村组织
邓州市穰东镇穰西社区居民巴光奇，在深圳打工20多年，回到村里第二天就直接跑到邓州市办退休手续，转了一大圈才发现在村部就能办理。“真没想到在村里还真能办了事。”巴光奇说。
由于村一级组织缺少办事审批权，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近年农民与村组织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乡村“悬空”问题突出，村民有事不找村部，村干部说话也“不好使”。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起邓州探索下放办事权改革，将过去市直单位的审批权力下放到村一级组织，赋予村级县级的办事权，让群众有事找村里，办事不出村。邓州市委组织部电教科科长董中波介绍，全市每个乡村都设立一个信息服务站，配备一名专职信息员，信息服务站与全市行政单位联网，群众需办理的医保、老年证、工商执照等服务，不需要去市直部门，直接在村信息服务站扫描相关证件，即可录入系统，全程网络化办理，各个办结点以短信形式实时反馈给群众，群众只需在证照办结后领取即可。
据了解，目前邓州市686个政务事项可在网上办理，从2016年7月以来，全市已通过网络受理群众办事申请210690件，办结132683件，实现了群众“办事不出村”。
整合信息搭建基层治理新平台
邓州市委书记吴刚说，邓州赋予村级县一级办事权的前提，是要建立起一个覆盖各个行政职能部门信息资源的“农村大数据”网络，通过这一数据平台，实现信息采集、业务审批办理、信息反馈的网络化服务，“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据了解，从2016年起，邓州市开始对分散在各个行政部门的、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行政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对全市626个村（社区）、6125个网格进行人口数据采集，分9大类108个子项，全市共采集人口数据174万多条、各类社会组织信息2252条、社会部件信息21.6万条，实现了市、乡、村三级联网。
“通过信息资源的整合以及各乡村信息站的硬件联网对接，实现了全市公安、计生、工商等各职能部门的政务信息联网互通，村民只需要在村里通过信息站提交信息到政务系统，就可以实现网上全流程审批办事，不再需要群众四处跑腿。”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说。目前，不仅邓州市内的600多项政务事项可网上办理，还有300多项政务事项实现与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对接，为群众在基层办事提供了条件。
“农村大数据系统的建立，不仅为基层治理创新搭建了平台，也成为未来为群众提供经济发展、生活服务的重要载体。”吴刚说。今年7月，邓州升学报名系统接入平台后，全市所有中小学入学报名、招生都在平台上阳光进行，解决了入学难、“走后门”等老大难问题。根据规划，未来邓州市还将利用这一大数据系统，提供农产品销售、医疗救助等各项服务，农村大数据系统将成为嵌入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平台，政府开展基层治理的新渠道。
夯实基层堡垒拉近干群关系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邓州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拉近了干群关系，夯实了基层堡垒。
邓州市湍河街道姚巷社区的网格长史良干了10多年的村干部。他说，以前群众总说，你们村干部找我们不是收钱就是开会。现在他们有点啥想法都爱找我商量商量，问我中不中。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邓州市将网格作为村组织的延伸，成为基层治理新单元，把全市划分6125个网格，所有网格设有党小组、理事组，每个网格确定一名网格长，18个市直执法服务部门机关人员下沉网格兼职工作人员。
通过细化基层组织网络，赋予基层办事权，不仅激发了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干事创业激情，也拉近了干群关系，基层组织更有能力吸引带动群众谋发展，乡村发展获得了新动能。
吴刚说，目前改革中还存在行政力量推动为主，内生动力未完全激发，县直单位对权力下放还存在抵触情绪等问题，改革还面临着考验，但赋予村级县一级的办事权，把群众的根扎回到农村，是将基层党建、为民服务、社会治理融合推进的重要举措，邓州还将坚持探索创新，确保社会治理达到真正的有效治理。
教育改革进行时
6 薄弱校补强，“择校热”降温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通过集团化办学、S型均衡分班、分层教学等方式，大力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际之间和校内的教育资源均衡分配，“择校（班）热”大幅降温，每一个孩子都有望享受到平等且优质的教育资源。
教育均衡发展，从教育资源均衡始
“5年前，只有不到40名学区生愿意报我们小学。现如今，报名的学区生近150人。”南京市秦淮区双塘小学校长阙俊说，以前由于办学质量不高，学区内很多家长都选择到外区择校。
2013年，南京市传统名校游府西街小学对双塘小学进行一体化托管，派出两位副校长到双塘小学担任校长和书记。
据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利明介绍，此类一体化、联盟化办学模式目前在南京市各区已经普遍推广。通过校级领导骨干教师交流、联片学科教研、名师深度指导等措施，许多薄弱中小学教学质量快速提升。
和小学相比，初中阶段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更容易导致“择校热”。为此，2015年9月南京市启动“新优质初中”创建工程，选择了46所全市最薄弱初中进行帮扶。
与其他地方“输血”式补强薄弱学校的老路子不同，南京探索建立了区域“以学定教、有效教学”的新模式。从关注“优分人数”向关注合格率、低分率、均分转变，重点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老师教学有效性，变“输血”为“造血”。
2015年11月，南京市栖霞区、江宁区与浦口区成立新优质初中共同体，区内16所学校联合出卷，设定适合薄弱初中学生情况的考试难度，并专门配套习题册。学生们的学习信心、积极性以及老师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均得到明显提高。在2016年度南京市新优质初中考核评比中，16所学校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获奖率高达80%。
随机抽签均衡分班，彻底消除“快慢班”
为消除快慢班，南京市要求从2017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不论公办民办，一律均衡分班。
“分班没有固定模式，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考虑生源结构、性别构成、教师配置、班额等因素均衡分班。”据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百军介绍，在具体分班操作上，各区大都采用了电脑摇号或随机抽签的方式。
南师大附中新城初中（以下简称新城初中）自2005年建校起就一直推行均衡分班，校长韩晖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在分班时根据编班考试成绩进行S型分班。“比如说有四个班，1、2、3、4名在一、二、三、四班，5、6、7、8名倒过来在四、三、二、一班。以此类推，保证各班入学时，整体水平大致相当。”
新城初中副校长程瑶介绍，不仅学生均衡分班，任课老师也均衡分配。“我们会综合考虑每个班老师的性别、年龄、经验等因素，力争均衡配备师资。”
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部校长孔北京认为，均衡分班既打破了以往分快慢班时教师的身份差别，调动了更多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不同类型、各有所长的学生在一个班级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均衡分班还可以抑制部分家长给孩子上课外辅导班的冲动。”孙百军说，以前因为有快慢班，不少培训机构就打着学校的幌子搞各类培训测试。“后续我们将加强对各学校均衡分班的监督，坚决消除各类快慢班。”
AB班分层教学，不同能力学生各取所需
针对部分家长担心的均衡分班后有些学生“吃不饱”的问题，南京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灵活的跑班制、AB班制度，实施分层教学。即学生虽有行政概念上的班和班主任，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难度、不同教学进度的班去上特定的课程。
“每个班都会出现90分学生和不及格的学生同在一个班级的情况。怎样让老师在课堂上设定更合适的目标，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所收获，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韩晖说。
2010年之后，新城初中在数学、外语这两门学生之间可能造成差异最大的学科上，探索AB班分层教学。
为避免分层教学走向另类快慢班的老路，新城初中摸索出了灵活的跑班制。“我们的分层教学是相邻的两个班级捆绑为一组，在数学和外语两门课上按照学科来跑班，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到A班上课，其余人在相邻的B班上课。”程瑶说。
随着均衡分班与分层教学制度的完善，新城初中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认可与青睐。“孩子在这里上学既没有快慢班的压力，还能根据自己学习能力跑班，大家各取所需，我觉得这种教学模式非常好。”新城初中学生家长胡泠说。
7 不看学识看面孔，“金牌外教”无资质？
暑假期间，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生意火爆，一些打着外教旗号的培训班更广受家长欢迎。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家长追捧之下，一些活跃在培训市场上的外教并不具备相关从业资格证件和经验，甚至有从业者表示“只要有张外国人的脸就行”。
火爆需求让外教供不应求
时下，英语培训机构遍地开花，不少学习班打出“金牌外教真人授课”“英美外教一对一辅导”的广告，而与普通的学习班相比，有“洋老师”的课程学费往往比中教翻倍。半月谈记者走访多家外语培训机构后发现，中教每小时学费一般为50元到100元，而外教课每小时至少150元起。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外教辅导班还“看人下菜碟”，对有经济实力的学员收费会达到每小时二三百元以上。
价格贵也就算了，有家长反映说，花高价买外教教学也不一定就能学到地道的英语。谭女士是重庆一所高校的研究员，丈夫在银行工作，夫妻俩对英语都特别重视，去年他们花费一万多元在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给6岁的儿子报了幼儿英语外教班。“报名时培训机构保证外教是纯正英美腔，但我陪孩子听了两节课，发现外教讲课耐心不足、条理性较差，口音也有点别扭。”谭女士说，她怀疑外教没有相应资质，几次提出要看这位外教的资格证，但都被培训机构以种种理由婉拒了。
近年来，全民“外语热”温度依旧，更加注重交流的外语口语和听力教学也越来越受欢迎，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在城市家庭渐入人心。一所外国语学校英语教师说，外教的语音语调比较纯正，词汇量大、遣词造句更为熟练，而且文化背景决定其相关知识储备也更丰富，自然受到普遍欢迎。无论是学校、幼儿园还是教育培训机构，外教几乎成为语言教学的标配。
外教成为教育行业最为稀缺的人才资源之一，但具有外教资格、拥有工作签证的合法外教数量稀缺，远远不能满足行业需求。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从事教育行业的外国人已达40余万，但按照目前的政策标准，合法外教数量仅占三分之一，“洋老师”明显供不应求。
“洋面孔”变身“金牌外教”
按照规定，受聘于中国境内教育机构工作的外籍教师，除了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外，必须具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和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或具有国际认可的专业教师资格证书，并在省级人社部门取得外国专家证和由省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外国人员就业证，才有资质任教。
政策严格加上“洋老师”供不应求，滋生了行业内庞大的“黑外教”群体。使用旅游签、访问签，或者使用工作签证却故意隐瞒外教职业以规避教育工作经历、教育相关证书检查，或雇用在华留学生进行外语教学等，都属于“黑外教”范畴。
半月谈记者在一家网站的北京主页上搜索“留学生家教”一项，可以找到150余条留学生外教信息，在一些社交网站上也能便捷地找到留学生家教的身影。“事实上，留学生在校外从事外语教学是不被允许的，作为学生，他们也不可能取得外国专家证。”重庆市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人员表示，雇用留学生家教实际上属于违法聘用。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聘用的外教没有工作签证，有的聘用在华留学生做“临时工”，甚至有来自东欧、拉美等母语非英语的外国人担任英文外教。
一位外教招聘机构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大量培训机构急需外教，甚至希望外教下周就能来上岗。聘用合法外教，从发布招聘、签约到办理完各项手续来华工作，至少需要4个月的时间。如果通过非正常就业渠道聘请外国人，就可以省去申请、管理、年检等诸多中间环节，大幅度减少经济支出和时间成本。
该业内人士透露，即使是没有任何教学资质的外国人，培训机构也可以编造学历和教学经历，给他们扣上“金牌外教”等诸多响亮的头衔。“不管怎么吹，反正家长也很难核实，这也导致一些学校聘请外籍教师时往往不看学识、资质而是看长相，只要拥有一张看起来像欧美人的洋面孔，这个外教就‘合格’了一半。”
加强监管，完善外籍专家就业平台
“我就是想着孩子跟外教学习，以后说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也能培养一下孩子的国际视野、了解多元文化。”谈到自己请外教给女儿上课的初衷，江苏镇江市民孙女士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
有教育专家表示，目前一些家长对于国际化教育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如中教不如外教，中教教不好英语……还有的家长认为教育机构能聘请外籍教师是有实力和教学水平高的表现。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也从中看到了商机，纷纷把外教作为招揽生源的“利器”。“有的教育机构对外教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明知对方没有资质，不具备教学能力，却只看重其洋人面孔，他们要的不是有实力的外教，而是装点门面的外国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这也是利用了家长对外教的追捧心理，但这种外教不仅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还可能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今年6月，江苏淮安对辖区内部分语言类培训机构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查出5名涉嫌非法就业外国人。“这些培训机构不少都是通过互联网联系外省甚至国外的所谓中介公司、中间人居中介绍，对入境的外国人身份背景、品行经历等等根本无从了解，也无法保障。”淮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王苗苗说，这些培训机构的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其中不乏没有辨识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少儿、幼儿，这给孩子安全带来一定隐患。
教育专家呼吁，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外籍专家就业平台建设，一方面为拥有专业技能的外籍人才创造便利条件，更好满足外语培训等行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对非法就业行为加强检查和处罚，让非法雇用“黑外教”的教育机构无所遁形。
时政·财经
8 超千家上市公司炒房近万亿，精细围堵公司投机炒房
审计署近期发布的报告，直指上市公司炒房囤房乱象。业内认为，公司炒房加剧房地产供需失衡，已成刺激房价的重要推手。专家呼吁，房地产调控应对投机进行“精细围堵”，对企业和上市公司炒房囤房加强监管。
各类公司扎推买房的趋势明显
审计署近日发布2017年工作报告显示，多家金融机构和企业涉及房地产资产闲置。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A股3582家上市公司中，共有1656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占比46.23%，合计持有市值9904.66亿元，同比增长近两成。
房产闲置等待升值套现，已成为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增加利润的做法。2016年至2017年，多家公司选择出售房产增厚业绩。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秘陆鹏说，上市公司购买和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
上市公司炒房只是公司炒房的冰山一角，非上市公司炒房规模远比上市公司庞大。“房地产升值快，而企业并购或其他财务投资渠道又比较狭窄，投资房地产是资产升值的一个好渠道，特别是当公司主营业务处在瓶颈期或利润下滑比较明显时。”陆鹏说。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日趋火热，各类公司扎推买房趋势更加明显。以上海为例，备受关注的老牌豪宅翠湖天地4月10日开盘推出118套房源，根据上海公证网公布的信息，一共有385组客户参与上述楼盘摇号，其名单中的公司客户达214组，占比55.6%，超过了总认购数量的一半多。
深圳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深圳房地产市场的大宗交易已从2015年成交约122宗、金额306亿元，迅速增长到2017年成交183宗、金额约514亿元，而万科深南道、中粮天悦壹号等公寓产品，都有过整体或部分打包出售给公司的情况。
公司炒房加剧供需失衡，成刺激房价重要推手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公司炒房加剧楼市紧张的供求关系，部分参与炒房的大企业已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目前不少城市的新房二手房存在价格的“剪刀差”，这也是企业热衷短期炒房获利的一个原因。
公司炒房行为不仅挤占了刚需族的购房空间，更成为房价飙涨的一大推手。“的确有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或者私人企业，因老板个人没有买房资格，就利用企业来买房或炒房。随着房价不断高涨，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公司炒房会造成市场需求在短期内大涨，需要及时补上政策漏洞。”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表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以企业名义购买商品住房是普遍现象，这是躲避限购的一个通用办法，在摇号限售的城市，企业购房比例持续增加。
美联物业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认为，有部分人通过公司购房突破了限购束缚，在短时间内利用政策漏洞赚取差价，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虽然上市公司适当持有投资性房地产无可厚非，但如果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大比例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就需要各方关注。”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戴亦一认为，首先，上市公司使用从公众手中募集的资金参与商业地产或者住宅市场竞争，在资金和身份上占有优势，这对个人购买者来说不公平；其次，房地产升值并能快速变现的财富效应，吸引了更多上市公司入市，“干实业不如炒房”的观念助涨了社会投机风气，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再次，上市公司炒房、囤房是对资本的浪费。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是要高效配置金融资源，上市公司炒房、囤房浪费了有限的金融资源，就好比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
严控企业“炒房”，业内呼吁对投机“精细围堵”
堵住公司炒房等楼市调控漏洞已迫在眉睫。6月26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宣布，杭州在住房限购区域范围内，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含商品住房和二手房），这是近期的第三个热点城市明确暂停企事业单位购房。此前的6月24日，西安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通知，将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6月25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同样暂停向企业销售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西安、长沙、杭州先后进行调控加码，纷纷禁止企业购房，其实还是在需求端进行把控，调控思路和之前限购一样，抑制炒作需求。未来监管层应出台更为严格的措施，对企业和上市公司炒房囤房作出限制，尤其是那些已经大比例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
何倩茹表示，如果要堵截公司炒房，首先可以限制以公司名义购房的套数，其次是限制其出售房产的年限，再有就是加大公司购房的交易税费，此外还要严查是否存在高管通过此类方式绕过限购政策而炒房的做法。
部分业内人士建议，对于上市公司炒房的行为，一是应从监管角度入手，要求上市公司在IPO及再融资环节，主动出具不参与购买和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承诺书，并将这一行为纳入日常监管范围，一旦违背承诺，由监管部门进行警告、约谈、罚款等处罚；二是在银行间接融资阶段，对商业银行贷款的流向加强监管，对用商业银行贷款购买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责任人落实主体责任，一旦查出即予以追责。
“正是因为刚需人群与房源之间夹进了企业这一个环节，导致了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扭曲。”福州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王阿忠建议，过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调控要向纵深发展，一些地方的调控需要更加精细化调整，要将有限的房源精准对接刚需人群。“当前房地产行业供需紧张的情况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供不应求，建议建立房源追踪体系，规范房屋申购流程，从摇号、信贷、税收等一系列环节为刚需人群提供便利。”
科技·文化
9 提升科学家获得感，从“松绑”开始
材料、报销、填表让人“苦不堪言”，“繁文缛节”把探索手脚捆死……作为我国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是我国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重点之一。
近日，中科院出台10项新举措，旨在加快解决束缚科研人员手脚的突出管理问题，被科学家亲切地称为“放管服”大礼包。
少一些羁绊和束缚，多一些潜心和自由
“报销缺乏统一指南和明确安排，来回跑影响效率不说，还得占用很多科研精力和时间。”一名来自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告诉半月谈记者，他的同行经常感慨，报销比做实验还累，出国考察比野外考察还折腾。“很多时候超过8天必须先飞回国内再飞出国，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十分不合理。”
在许多科研人员抱怨对“放管服”改革成果“获得感”不强之际，中科院端出的改革大礼包可谓条条直击要害，项项正中痛点。
“礼包”从备受一线科研人员关注的项目、人才、经费管理等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自主权，释放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做到让科研人员“一年只填一张表”。下放800万元以下资产使用和处置权；对涉及国家战略需求和核心关键领域的紧缺急需人才引进，实行“特事特办”；对已取得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研究成果，可免除立项咨询论证环节……可以说，中科院让创新发展的“绿色通道”走进了科研人员的心坎里。
措施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还在于每一条的设计都尽量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充分顾及他们的愿望与需求。如产生了众多重大成果的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是这次改革的重点。此前，该项目立项要经过两次审议，科学家得来回奔波。此次改革中，审议“二合一”。“其实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论证为什么时，就已经把怎么干想明白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麦村说。
“这十项‘放管服’改革举措，宗旨只有一个：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和束缚，多一些潜心和自由。”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局长谢鹏云说。
之前有积累，之后能落实
此番能够以一系列实在举措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有赖于中科院此前已通过多年探索，为科研体制机制创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邓麦村介绍，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中，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完善院所两级治理结构，大力改革项目管理、资源配置、科技评价等，把能够下放的管理权限尽量下放，把能够简化的流程环节尽量简化，科研人员已经尝到了“轻装上阵”的甜头。
“放就是要尽量放权，管就是监管要到位。不能把权力一直攥在手上，但也不能轻易‘大撒把’。必须在管理制度的框架内做好服务，而不是无原则地去服务。”邓麦村说，“之前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绝大部分科技人员都会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框架内来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我们要充分相信他们。”
谢鹏云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人力、资金、科研基础条件资源配置及相关管理流程，都可以通过网上系统实现监管。
据悉，接下来，中科院将把“少跑一趟、少等一天、少签一次”作为每一项改革的具体目标；把科研人员满不满意、受不受益作为检验工作的主要标准；向繁文缛节开刀，改进督导检查方式，让科研人员的“自由度”得到稳定可靠的保障。
激发新动能，一切为创新
为科研人员“松绑”，在管理上做减法，在服务上做加法，做到机构流程精简、监管服务增效，才能为激发创新活力清障。
正如邓麦村所言，科学研究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只有允许科研人员自由畅想、大胆探索，创新的火花才能自由迸射，而绝不能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研工作，用死板的制度框定研究活动。事实上，被繁琐而不透明的管理制度干预的科研，容易异化为争“帽子”抢位子的名利游戏，行政歪风因之污染科学净土。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统。”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程家瑜认为，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统，让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当科技工作者们轻装上阵，攀上高峰的日子还会远吗?”
生态·健康
10 “限塑令”10岁，怎么长成了“卖塑令”？
自2008年6月“限塑令”开始实施至今，10年间，塑料包装材料的产量、消费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消费新业态发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装的消耗量快速上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限塑令”怎么成了“卖塑令”？
为“限塑”而“卖塑”？
10年前“限塑令”提出的要求有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政令的执行效果如何呢？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盛敏说，在实际执行中，“限塑令”俨然已变形为“卖塑令”。据其了解，一个大型连锁超市一年仅仅卖塑料袋就可收入上千万元。而在“限塑令”出台以前，免费塑料袋的支出是列入超市成本的。
半月谈记者走访多地超市发现，有偿塑料袋分小号、大号，单价分别为0.2元和0.5元。北京一家连锁超市的收银员透露，半天时间她这个结账柜台就能卖百余个大号的塑料袋，到了节假日销售额更高。
江苏省一家塑料包装材料生产企业负责人介绍，“限塑令”出台后，企业调整了产品线，经营效益毫无影响。
浪费“高温”不退
“限塑令”着眼于限制塑料袋的使用，但使用后的塑料袋如何处置，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事实上，塑料袋的大量消费与大量浪费已成“伴生”现象。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每天，塑料袋的使用量30亿个，每年消耗量达一万亿只，如果折算成重量，每年塑料袋废弃量在100万吨以上。
由于快递业的迅猛发展，大量以塑料包装材料为主的快递包装物被消耗和废弃。据统计，2016年我国发送快递313亿件，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还不包括编织袋、封套、包装箱、内部缓冲物等。
如此惊人的用量，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回收利用，直接作为垃圾处理。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塑料制品占总垃圾量的比例已经达到12%以上。其他地区这一数字也达到8%左右。
“然而只有不到10%的塑料袋进入回收再利用，其余的都与其它垃圾一起填埋或焚烧。”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副秘书长周云飞说。
如何管好塑料袋？
塑料对环境的危害，不言而喻。从生产过程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到废弃之后处理及再生利用过程对大气、水、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污染，更不必说散落在环境中或随风的飘散会造成“白色污染”，进入江河湖海后污染水体环境，被动物吞食或缓慢碎裂形成塑料微粒危害生物安全……
“市场上严格意义的可降解塑料袋很少，标明可降解的塑料袋，大多实际上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即使是完全可降解的塑料袋，也要在较为严格的条件下才能发生降解，例如含水率、温度等。”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说。
相关专家介绍，德国、日本都有专门针对包装废物的立法，对产品包装源头减量、包装物废弃后的回收、生产厂家与消费者各自的责任都有明确要求和清晰界定，包装上会标明废弃后所属类型和投放方法。这些都是我国可以借鉴的问题解决之道。
盛敏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补贴基金，将消费者购买塑料袋费用中的绝大部分纳入该补贴基金，用于补贴废弃塑料袋的回收与再生利用加工企业，鼓励废弃塑料袋的环保回收利用。同时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快递企业扩大使用各类绿色环保包装材料，并限制物流、快递、网购以及外卖等行业中过度包装。
民生·社会
11 不愿接、不敢接：部分对口帮扶遭冷遇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除了各地积极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东西协作扶贫、定点扶贫等帮扶机制作为合力攻坚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效凸显。然而，在一些被帮扶地区，开展东西协作、对口帮扶项目却遭冷遇。
来帮扶，不要待太久
“东西协作作为一种帮扶协作机制意义重大。”云南省扶贫办帮扶协作处处长牛涛说，扶贫协作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改善基层公共服务、深化经济领域合作等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
去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试行）》，对东西部地区从人才支援、资金支持、产业合作等方面考核。考核办法印发后，东部在医卫、教育、人才支援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让很多干部感受到了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劲头。
然而，半月谈记者调研时也发现，面对东部地区对口帮扶的热情，一些贫困地区逐渐不愿意接纳东部的部分帮扶项目。
西南某对口被帮扶地在承接帮扶农业项目时，当地农业部门“考虑了”各种原因，就是不敢签订协议。几经波折，最后只能由当地扶贫办签订农业项目协议。但如何推进项目运转，当地扶贫部门也没有头绪。
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地方不愿接纳帮扶项目，认为实施这些项目会给当地增加“工作量”，如果不能按时完成，将影响后期的考核验收。有贫困地区干部坦言，这两年，帮扶力度加大，帮扶项目增多，而地方优质的扶贫项目储备不足，担心后期审计出问题，难以通过项目考核验收，被帮扶地区对这类帮扶兴趣不大。
云南大学教授金子强认为，在当前脱贫攻坚形势下，各地将扶贫工作抓得越来越实，项目考核越来越严。对于帮扶项目，一些贫困地区计算了投入产出比后，不愿接、不敢接。即便有好项目，如果贫困地区的人力、物力、精力不足以支撑，也会放弃。
事实上，这种“不情愿”不仅存在于对口的项目帮扶上。有基层干部反映，过去贫困地区希望东部志愿者来教育帮扶，后来有被帮扶地不愿意了，因为当地基层条件有限，财力紧张，无法满足逐渐增多的志愿者的食宿问题。有的地方更是提出，来帮扶，不要待太久。
“供给”与“需求”应良好对接
当前，如何处理好帮扶与被帮扶对象的关系，让帮扶协作机制发挥最大效益，值得深思。
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对口帮扶机制的不完善，让被帮扶地区的干部“无所适从”。有基层干部说，每年东部帮扶项目资金下达时间都比较晚，这让被帮扶地的基层不好安排项目。大量资金、技术的涌入对贫困地区来说，肯定有好处，但是东部地区在下达帮扶项目前，应该走访调研，根据被帮扶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按照轻重缓急安排项目。
“要加强前期工作的对接。”金子强认为，不论是东西协作、还是挂钩帮扶，所有的项目安排都应该遵循地方实际，将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
让“供给”与“需求”良好对接，还须细化、完善、创新帮扶机制。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此前各地都已完成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工作，并对贫困村出列、贫困群众脱贫都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但部分被帮扶地区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项目库制度，以至于东部帮扶地区安排资金项目时，被帮扶地区的相关部门并不能精准对接，使得一些好项目被拖延，甚至“流产”。
专家建议，各地应形成完整的项目库，并根据实际脱贫需要，将项目库进行细化分类，实现精准对接，从而提高项目实施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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