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5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深化“放管服”，向落地见效发力
奔波多次开具“奇葩证明”，办个事需来来回回盖上几十个章……这些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痛点”“堵点”近年来被大力整治，正不断减少，但离群众的期待仍有距离。这不仅影响每个个体的生活质量，更在宏观层面上阻碍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唯有进一步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才能“简除烦苛，禁察非法”，才能促进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及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成为全社会共识。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近年来实现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
实践证明，“放管服”改革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的战略举措。几年来，“放管服”改革的“小切口”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成效”。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双创”热潮在神州大地方兴未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成效显著，“奇葩证明”越来越少，“最多跑一次”办事逐渐成为现实，人民群众从“放管服”改革中得到了更多“获得感”，政府职能也在发生深刻转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放管服”改革远没到“完成时”，仍是“进行时”。一些政府部门“不该伸的手”仍在制约着市场“看不见的手”，“双创”领域不合理的准入壁垒时隐时现，公平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我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竞争中还不占优势……深化“放管服”改革，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高质量发展态势正在形成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内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防风险保稳定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在不断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稳定性。
“放管服”改革，正是妥善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牛鼻子”。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大水漫灌”式的调控手段已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只有选择深化改革啃“硬骨头”、在体制创新上下真功夫，才能不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增强抵御内外部风险能力。
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谁的营商环境好，谁就能吸引更多资金、人才、项目，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在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着与全世界经济体共同比拼营商环境的局面。只有通过改革的手段，破解营商环境中的“顽疾”，才能让市场要素高效、公平配置，让能者“登台唱戏”，让“浑水摸鱼”者遭到淘汰。
“放管服”改革是“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因此更要“勇于下刀”。过去几年，“放管服”改革成果有目共睹，未来在继续推进改革的同时，须在狠抓落实上功夫。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放管服”改革越是深入，越会触及更多利益和矛盾，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以“自我牺牲”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落实，让改革真正发挥实效。
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及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相关部门及官员应坚定市场思维，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不能“越俎代庖”，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市场机制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应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公共服务等“软环境”，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需“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政府应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大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同时，要创新监管理念、方式，促进“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完善事中事后监管；要优化政府服务，提供高效、便捷、公平的公共服务，变政府“端菜”为企业和群众“点菜”。
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还需创新工作方法和机制，大胆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先行者“撑腰打气”。同时，需强化改革协同联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督查力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考核和问责体系。此外，要探索方式，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监督者、推动者，让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半月讲解
2 反腐“半年报”传递了哪些信号？
7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这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的第一份反腐“半年报”，也是今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的首份成效展示。它传递了哪些信号？
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如磐石
根据通报，2018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68.3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74万件，谈话函询15.4万件次，立案30.2万件，处分24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0.1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28人，厅局级干部1500余人，县处级干部1万人，乡科级干部3.7万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的各项数据，绝大多数出现增长。其中，接受信访举报增长36.4万件次，增幅27.6%；处置问题线索增长21.9万件次，增幅42%；处分厅局级干部增长500余人，增幅50%。
立案、处分等数量持续保持稳中有升，重点反腐败领域也力度不减。上半年，云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共查处问题1563起，处理3233人；安徽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48起，处理154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185人……
半年来，“打虎”“拍蝇”“猎狐”不绝，彰显了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体现出中央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如磐石。
监察体制改革成效显现
今年2月，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成。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监察法。3月23日，随着国家监委揭牌，四级监委全部组建完成。这份“半年报”，涵盖了监察体制改革进程，也体现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
通报表述变化，表明监察体制改革的方向。今年第一季度的通报，用“审查调查情况”取代了原来“纪律审查情况”表述，增加了监委“调查”职责的表述；而本次通报的表述进一步完善，首次采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的表述，强调了“监督”这个首要职责。
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随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留置措施效应显现。例如，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共留置313人，并发布全省首起对编外人员使用留置措施案件的情况。不论编内编外，党员与否，“只要履行‘公权力’的都是公职人员，都必须依法执法”成为公职人员牢记的行事准则。
“治病救人”方针突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并被党的十九大写入党章。
根据通报，2018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68.4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44.2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64.6%；第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织调整18.9万人次，占27.7%；第三种形态纪律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3.2万人次，占4.7%；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调查2.1万人次，占3%。
关口前移，防患未然。今年上半年，运用“第一种形态”的数量同比增长了近四成，与之相呼应的是谈话函询的数量同比增长四成。而且今年上半年谈话函询数量，已是2013年全年的2.5倍多。运用“第一种形态”和谈话函询数量的增长，反映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了功夫，让“红红脸、出出汗”常态化。
对比来看，去年上半年运用第一种形态占比56.6%，今年上半年升至64.6%；第二、三、四种形态占比均呈下降趋势。占比之变与持续增长势头的不变，表明各级党委、纪委监委真正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抓早抓小。
半月调查
3 暗访走私冻肉：公然批发售卖，供销网遍布全国
正规市场上，走私而来的冷冻肉类产品，明目张胆大规模交易……记者调查发现，大量走私冻肉充斥冻品交易市场，货源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流向为西部地区的餐饮行业，不仅埋下食品安全隐患，造成关税损失，还对正规肉类企业造成冲击，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地处重庆九龙坡区的明品福冻品交易市场，以及大渡口区的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均为我国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冷冻肉类、海产品、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相关数据显示，每天有数千吨冻品在这两大市场集散，运往重庆、四川、贵州等西南省份。
在明品福冻品交易市场，一家名为“金X食品”的商铺摊位上，产自国内外的冷冻肉类、水产品种类比较齐全，包括猪蹄、凤爪、牛肉等产品，分别来自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你要有证的还是没证的？没证的肉更便宜。”见记者在查看摊位上的各类冻肉产品，一名店员说，“证”指的是进口报关、检验检疫等相关手续，没证的肉就是未经通关报检的走私肉。
店员说，以凤爪为例，走私货有每件12公斤和20公斤两种规格，价格是270元和460元，分别比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低50元和80元左右。
记者注意到，摊位上的走私冻肉外包装只有英文标识，没有我国正规进口货物所要求的中文标识，也没有我国通关报检的凭证。
相对于走私凤爪，走私牛肉的优惠力度更大。在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X达食品”的店员给记者推荐了一款走私牛腱子肉，从产品外形观察，其与正规渠道进口的产品并无明显区别，价格是每20公斤720元，而正规渠道进口的牛腱子肉价格是每20公斤960元。
这两家大型交易市场共有上千家商户，记者随机走访的40余家商户中，90%以上的商户均销售走私冻肉，商户多是将走私货与正规货同时销售，走私货的范围涵盖鸡肉、猪肉、牛肉类产品。
走私冻肉的数量尚无法估算，但多家商户店员表示，销售走私冻肉在业内已成为“潜规则”，虽然没有正规进口手续，但价格便宜，市场供需非常旺盛。
走私货何以明目张胆在正规市场上销售？记者在两家交易市场的微信群内看到，相关部门开展例行市场检查之前，市场管理方都会提前在群内“通风报信”，商家则提前将走私货转移，或在检查当天关门歇业，以躲避监管。
例如，7月23日，记者在万吨冷冻品交易市场的“万吨客户群”中看到，市场管理方多次发布信息提醒：各位老板，明天注意一下，三无产品不摆样品。
大量的走私冻肉来自哪里？又流向哪里？记者调查发现，交易市场的商户只是走私冻肉链条上的一环，大量走私冻肉背后，是一张遍布全国各地的供销网络。
记者看到，每晚9点以后，会有辽宁、河南、浙江等全国各地牌照的重型卡车，满载货物驶入两家大型交易市场，停靠在冷冻仓库月台前卸货，其中就包括一部分走私货。
在攀谈中，一名来自河南的杨姓卡车驾驶员说，他从事冻肉运输已经5年多，跑过全国10多个省份，运送走私冻肉是常有的事。
走私冻肉在业内又被称为“水漂货”，指的是未通过正规进口程序，直接从海上漂过来的货物。
经过多名卡车驾驶员指引，记者发现，这些走私冻肉外包装没有中文标识，没有通关报检凭证，包装箱都被一层塑料袋包裹。
多名卡车驾驶员说，“水漂货”在前期运输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冷链物流“断链”的现象，为防止冻肉融化后的血水污染其他货物，通常给纸箱包上一层塑料袋。
与此同时，两家交易市场上销售的走私冻肉主要流向是餐饮行业。记者以进货为由看到多家商户的销售记录，发现“水漂货”的买家多是西部地区的一些餐馆。
记者走访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餐馆老板到交易市场进货，有的甚至直接点名要“没证的肉”。面对记者的疑问，一名王姓餐馆老板的回答直截了当：“现在生意不好做，没证的肉价格便宜，能节省成本，很多业内同行都用这种肉，如果我用正规的肉，成本压力太大了。”
大量流入正规市场的走私冻肉，造成税收损失，埋下食品安全隐患，还对正规肉类企业造成冲击，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记者算了一笔账：
进口肉类的综合税率约为25%，以牛肉为例，每吨进口牛肉价值约2万元，以此计算，每吨走私牛肉即造成约5000元的税收损失，每货柜牛肉约25吨，税收损失约12.5万元。
除了税收损失，“水漂货”还埋下食品安全隐患。在堆放货物的仓库月台上，记者随机打开几箱包裹“水漂货”的塑料袋发现，冻肉融化后流出的血水已浸透了包装箱，有的“水漂货”甚至来自被我国认定为不安全地区而禁止肉类进口的国家。
与此同时，走私冻肉大量流入市场，也对正规的肉类企业造成冲击。“水漂货的低成本、低售价让正规进口的产品销售惨淡。”一家正规肉类企业的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以猪蹄为例，正规进口的成本每吨约为2.3万元，而走私货成本每吨仅为1.6万元左右，售价约为每吨2万元，远低于正规进口猪蹄的成本价。
多名肉类企业负责人说，部分销售“水漂货”的企业也是不得已。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里，只销售正规渠道进口的肉很可能亏本甚至倒闭，为此，部分正规企业不得不同时销售“水漂货”。
“其他商家都卖水漂货，我去年就只卖正规货，企业入不敷出，差点倒闭，今年我们也同时卖一些‘水漂货’，企业才缓过来，上半年保持5%左右的微薄利润。”“龙X食品”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家大力打击走私犯罪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但目前来看，走私冻肉的违法成本依然较低，不足以对不法分子形成威慑。建议在国家的统筹指挥下，全国各地方和部门形成合力，从走私肉类的源头入手，对“走私—运输—销售—购买”的非法链条加强明察暗访，加大监管打击力度，保障市场秩序，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半月世界
4 何谓公平与对等？厘清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实质
美国单方面挑动贸易战已多有时日，从目前来看，金融市场还没有出现过度的震荡，直接影响也还没有充分显现，但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策倾向，对国际贸易规则、秩序和理念的冲击却是巨大的。
美国目前正在起草的“公平与对等关税法案”尤其值得关注。这个法案的核心是当外国在同种商品上向美国征收的关税（包括非关税壁垒）高于美国向外国征收的关税时，总统有权加征关税到和外国关税相同的水平上。而且，如果外国进行报复，则总统有权对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加码，以迫使对方屈服。这意味着美国将放弃WTO的多边贸易协议和最惠国待遇等基本规则，为不同国家设定不同水平的关税。虽然这个法案前途未卜，但是却集中体现了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的本质。
反映美国只要利好不愿担责的心态
现代国际社会早已不同于二战以前的国际关系，是一个基于规则的共同体。而这些规则的产生，一是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汲取，二是各国形成的共识。
全球贸易规则是在吸取20世纪30年代全球贸易战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国际贸易多边协定，其宗旨不仅要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性歧视待遇，促进国际贸易公平化和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提高全球福利水平。
作为非歧视性的一个集中体现，最惠国待遇原则包括了自动性、同一性、相互性和普遍性四个基本要件，体现了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公平化的要求。尽管WTO的几轮多边谈判曲折艰难，但是这种贸易理念却受到包括当初的美国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认可和不断追求，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核心。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心理上的不适应，美国也感受到了压力。面对这种想象中的挑战，美国不是从提升自身的角度进行良性竞争，而是放弃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开始背离国际贸易规则体系。
应该承认，美国是现行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多年来主导了对现行规则体系的调整，并使本国贸易政策与之相协调，美国也从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而当前其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无视和破坏，反映出美国既想享受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好处，又不愿承担应尽责任与义务的心态。
解决不了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
美国政府在贸易上对华发难的原因主要有两条：贸易赤字让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中国没有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这种认识显然有偏差。在特朗普眼中的世界是一个零和世界，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双边贸易赤字，并且他只关注商品贸易，不关注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恰恰是美国的优势和抵消货物贸易逆差的因素。
从特朗普反复以中美汽车关税的举例来看，他把公平和对等并列起来，表明他所强调的公平意味着各国不仅要提供相同的竞争环境，而且还应采取和美国一样的贸易政策、关税水平。按照这样的标准，只有以美国的关税水平为基准，贸易才是公平的。这种认知之下，美国解决不了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
实际上，贸易差额本身既有出口的因素，也有进口的因素；既有汇率变动的因素，更有收入变动的因素。发达国家常常出现贸易收支恶化的局面，主要由其内部因素造成。单纯要求贸易伙伴进行政策调整或提高关税只会带来自身的福利损失，对改善贸易逆差少有助益。美国贸易逆差也是其相关产业丧失竞争优势的结果，有针对性地限制双边贸易并不会提高美国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抛开各国差异谈对等，不符合WTO贸易理念
特朗普所谓的公平贸易颠覆了战后国际贸易规则的多边发展趋势。要求其他国家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必须以美国为标准，这与多边贸易体制理念严重冲突，否认了现行国际贸易秩序所承认的历史背景和国别差异，其本身就是不对等不公平的。
事实上，各国贸易自由化水平的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历史形成的。此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贸易自由化水平也应该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家越发达，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即便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因为产业发展不同，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必然也会表现出关税的差异性。
WTO在贸易规则设定时，就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WTO支持市场开放，但是也认为贸易自由化需要有调整过程，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适应期。关税差异在规则框架内也是合理的。抛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来谈对等性，然后再把对等与公平强制地画上等号，是特朗普公平贸易的荒唐之处。
毫无疑问，在开放问题上，世界各国权利义务应该在整体上是平衡和对等的。在世贸组织的文件中，对等更多地意味着积极对等，所以常常是与互惠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对等原则应该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结合起来理解，而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滥用对等原则将阻碍国际贸易与投资体制的发展。
当然，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在很多领域存在改革和完善的空间，未来的国际贸易规则需要更加平衡、透明和规范。但如果多边贸易体制被破坏，就很可能重蹈历史覆辙，国际贸易将再度进入恶性竞争的无序时代，贸易和投资萎缩，不仅会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最终也会危及各方自身利益。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群众的事群众办”，管用！
针对干部干、群众看，政府买单、群众不买账等困境，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将“群众的事交由群众办”，在村民组成立由群众公选产生的“组管委”“组监委”等机构，让村民充分共商共管共治村庄事务，群众主动发展的愿望强烈了，党群干群关系也更和谐了。
村庄大变化，两个“想不到”
走进福泉市的大小村寨，半月谈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不用政府组织，一村男女老少每天自觉清扫乡村道路和房前屋后；有农民开车到几十公里远的外乡，为村庄建设捡需要的鹅卵石；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主动转账、发微信红包给村民，支援家乡建设……
今年3月以来，福泉市政府在没有出钱或仅资助较少经费的情况下，当地群众自发筹资1000多万元、投工42.5万个，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对于福泉大小村寨不等不靠、主动发展的热闹场面，福泉市各级领导干部用两个“想不到”来表达。
一是没想到群众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变化这么大。在基层工作17年的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几年前，村里开个会还要给村民发5元至50元不等的误工费，而一些村因修路占地问题，一条路硬是五六年修不成；同时，一些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根本没想到群众能组织起来、发动起来。
二是没想到“组管委”这么管用、实用。福泉市委组织部部长潘建辉说，福泉市在借鉴该市个别村寨2010年为修通乡村路，应急成立村民小组自治管理委员会（简称“组管委”），有效解决村民修路占地、投工投劳、质量监督等工作需要的基础上，于今年3月在全市60个行政村922个村民组全面成立了“组管委”。“没想到基层管理一变天地宽，‘组管委’这么管用、实用。”
因组制宜建村民自治体系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针对2004年福泉市小村并大村改革后，一个行政村平均人口规模3800人、村干部只有5个人的实际情况，福泉市引导村民从热心公益、公道正派的党员、乡贤、返乡务工群体中，推选5至12名组内“精英”担任“组管委”委员，并选其中1名委员担任“组管委”主任（不一定是村民组长）。“组管委”目前按照“乡镇党委—村党支部—组管委”模式接受乡村两级党组织领导。
“‘组管委’将过去组内大小事务由组长一人决定、一人督办变组内5至12名组员或全体组员共同决定、共同督办，做到了大家之事大家商量办，压缩组长违法乱纪空间。”福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崇武说。
“信任不能替代监督。”福泉市牛场镇党委书记唐斌介绍，该镇一些村民组还建立了村民自治监督小组，负责监督“组管委”日常工作，并对本组资金、资产、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金山街道岔河村、仙桥乡大花水村等地村民对半月谈记者表示，“组管委”成立之后，组里既对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等惠民政策公开评议决策，又对隐瞒家庭真实收入争当贫困户、好吃懒做不想发展的群众进行了公开教育。
而“组管委”制定的“组规民约”，有效规范了村民行为，助推了村寨发展。例如，岔河村老山寨“组管委”根据村民不得故意撂荒土地、不得滥办酒席、不得赌博的“组规民约”，从村民手中收回100多亩撂荒地，种植中草药、经果林等作物；治理村民滥办酒席之风，一户村民一年平均减少“吃酒”支出1000多元；村民赌博打架之事绝迹。
在“组管委”中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福泉市基层干部认为，“组管委”有利于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振兴。对于完善“组管委”，当地干部群众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唐斌等基层干部表示，以前一些村干部，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推选优秀人员入党，或者只在“自己人”中发展党员；组建“组管委”之后，乡镇发现了不少热心公益、能力突出、愿在农村发展的青年才俊，建议组织部门积极利用“组管委”平台，培养发现更多乡村振兴的后备人才。
一些“组管委”成员表示，去年10月份以后，福泉市将村民小组长每月的误工补贴提高到500元，而其他“组管委”成员虽然干着同样的事，却没有任何补助，建议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提高“组管委”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推动“组管委”长效运行。
福泉市委书记郭正勇表示，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形成的“组管委”村民自治体系，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下一步福泉将在较大自然寨建立“寨管委”，让善解纠纷、代表民意、有强大执行力的“组管委”“寨管委”成为新时代巩固党最末梢政权组织的坚固磐石。
6 有困难找警察，派出所“包打天下”？ 基层民警生存调查
近年来，基层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得到一定改善，民警保障水平日渐提升。然而，不必讳言，现实中既有“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的感恩，也有“警察了不起啊，有本事你打我试试”的不满。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会转型时期利益诉求多元、各类矛盾交织，基层派出所面临的工作局面千头万绪、越发复杂，甚至陷入“包打天下”的困局，大量非警务活动占用警力、工作考核五花八门，许多基层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和身心亚健康状态。就在记者发稿前夕的8月6日，四川仁寿县一派出所所长和一名辅警，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牺牲。
“万能派出所”：清理小广告、驱赶流浪狗……
“警察同志，我儿子把钥匙带走了，你过来给我开下门！”
“110吗？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得管管！你们快过来！”
这是半月谈记者近日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时，听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对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一部分。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心理需求相当高，这份信任让我们欣慰，但一些诉求也让人哭笑不得。”四川成都市主城区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然会第一时间处警。
多位受访民警表示，“头顶国徽、臂挂盾牌”的责任，会让他们坦然乐观地面对工作中的危险与艰辛。但令他们感到苦恼的是，无效报警、大量非警务活动等牵制了本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基层派出所越来越演变为包打天下的“万能机构”。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非警务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主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员出动上街清理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
“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基层派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多，也让基层民警身心俱疲。
西北一位从警23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的64份文件，其中40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面积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但仅有7名民警。“40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30天，我们7个人不眠不休也干不完。”
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多达70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
“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度考核的，但有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案、现案，无暇办理大案。”这位所长苦笑说，这种考核是“月月都要麦子黄、月月都要粮进仓”。有的地方向被行政拘留、羁押的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警反问：我抓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更令民警忧心的是，在一些地方，执法环境局部恶化，一些自媒体对涉警事件的歪曲报道等，加剧了少数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误解，让民警流汗又流泪。
西部一地级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发生暴力抗法和侵害民警权益的行政案件88起、刑事案件15起。许多民警在正常执法时，都遭遇过推搡、辱骂、恐吓甚至暴力抗法行为。有民警说，自己在执法中曾被人打伤，对方却高喊“警察打人了”，少数群众围观起哄，他感到非常寒心。
长期超负荷运转，最怕夜里电话响
入伏以来，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正在站内巡逻。手铐、警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透。随身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行超过两万步。
“每天5点多钟D5930始发，铁路公安已开始执勤。每晚11点44分最后一趟D5925抵达，站区内依旧警灯闪烁。”武汉站客运值班员肖功峰说，守护安全，他们不知疲倦。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荣国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7月18日的工作安排：早上6时起床，6时50分开会布置工作，7时50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待群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信息，回所后和同事分析案情……18时接班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24小时，随时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200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就没日没夜。3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带。”提及家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四川省眉山市象耳派出所副所长杨柳从警10年两次因公负伤，是一位揣着残疾证坚持在一线办案的刑警。他今年33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办一个案子，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到羁押，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杨柳说，一个月里他能陪小孩的时间不到两天，这也是他作为父亲最大的遗憾。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常态。
“派出所工作的特点是生活不规律，遇到紧急任务、办案或值班备勤，通宵达旦、放弃休假都是常事。上级公安机关一直鼓励大家休年假，但许多人都放弃了。不是不想休，是真的走不开。”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化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全所19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职业病。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最怕夜里电话响……一位民警如此描述自己工作时的心理状态。不少民警因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被称为“喇叭所长”的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分局欧庙派出所原所长吴继革，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进行了2处“心脏搭桥”手术，仍带病长期忙碌于处警一线。2015年7月，在冒着高温处置一起紧急警情时，他晕倒在地，生命定格在了46岁。
“天天在流血、月月有牺牲”，一组数据佐证了公安民警工作的艰辛。湖北省公安厅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近5年来，湖北公安系统先后有55人因公牺牲、866人因公负伤、321人在职病故。2012年至2016年间，陕西共有46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2位民警在执行任务时负伤。
优化环境、下沉警力，基层派出所亟须“减负”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与基层警力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缺乏维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置时没有底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执法。”一位民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层重视。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围绕公安改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运行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高职业保障水平。
2018年7月2日，眉山市公安局园区分局象耳派出所民警在暴雨后抢险疏散群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基层执法环境逐步改善，从优待警的政策也在不断落实中：湖北省公安厅探索建立起以财政补助为基础、商业保险为补充、民警互助为支持的“三位一体”优抚机制；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出台从优待警25条措施，提出“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健康上关爱、生活上关心”民警……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主业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一是出台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法环境，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
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法者壮胆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二是推动警力下沉，夯实基层派出所力量。
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多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察队伍。
三是对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职能进行精准定位，厘清警务和非警务活动的界限，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改变派出所“包打天下”的现状。
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110”报警电话分流机制，将各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四是优化合并考核项目，削减文山会海，将基层民警从繁重的文牍和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此外，切实落实中央和地方有关从优待警的各项举措，关爱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身心健康。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一根网线撑起共享教育
当前，共享教育日益勃兴，一根网线在一定程度上能填补一些城乡教育的鸿沟。宁夏部分学校通过教育云“在线课堂”等形式，对偏远地区学校进行帮扶，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线课堂”给山里娃开了一扇窗
“请问宽口井那边的同学，你们认为哪些形状是对称的?”听到来自170公里外的宁夏银川市二十一小学的美术老师的提问后，穆亚楠把小手高高举起：“我认为‘蜜蜂’的样子是对称的。”话音刚落，她便得到了来自银川、中卫两地老师与同学的掌声。
近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现场感受了“在线课堂”带给偏远山区师生的震撼。2015年起，这所学校就与银川市二十一小学结成帮扶对子，共同搭建在线课堂。
除了学生，受益的还有老师。学校语文兼美术老师张秀萍站在教室一旁，和学生们一起认真听课。她告诉半月谈记者：“我们既是老师，也是学生，通过学习名校老师的授课思路与方式，参与双方组织的线上线下评课等教研活动，水平快速提高。”
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校长万占文说，“在线课堂”包括除体育以外的所有课程，学校980名小学生均在“在线课堂”上过课。目前，学校已建成“在线课堂”“智慧课堂”“录播教室”，27个教学班全部安装多媒体电子白板，宽带网络、优质在线资源全覆盖。
“互联网+”校准教育扶贫准星
近年来，“互联网+教育”推动了宁夏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从“粉笔、教案、黑板”的传统教学方式逐渐向“宽带、视频、远程教学”的现代化教育方式转变。网络教育、信息共享的介入，缩小的不光是城乡学生的成绩差距，在缩小心理差距、素质差距和思想差距上效果明显。
“一个主讲课堂可以同时带3个班，比如银川市二十一小这堂美术课还可以与另外两所学校的学生进行‘在线互动上课’，其他学校可随时观摩。”宁夏教育信息化管理中心主任索峰说。
截至目前，该平台上已经有200多所中小学校通过共享课堂、网络教研、教师培训等内容，实现全区学校共享课表、同步上课，缓解薄弱学校部分学科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形成“定点帮扶、以一带多”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
“大平台、大资源”是近年来宁夏探索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主要方式。在自治区政务云的基础支撑下，宁夏建成了全国首个以省级为单位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平台自上线以来，共提供教育资源1800多万件，各类教育教学和管理应用100多个，累计访问600多万人次。
破解难题，勿让共享教育“卡壳”
未来几年，共享教育有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新动能，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宁夏部分地区的教育信息化经费、基础支撑设施设备仍显不足。
半月谈记者走访一些农村学校发现，硬件设施都不错，但软件建设跟不上，网速慢、网络不畅通，导致远程教育课程使用率低，时常遇到这边的教师已经讲完了一个知识点，那边却因网络“卡壳”还没有听到。“学校现在是10兆、50兆宽带，不能满足授课需要，希望能提高到100兆。”万占文说。
此外，一些城市学校仍对信息化发展缺乏认识，存在等待观望、消极被动现象，部分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另外，有些学校只抓项目建设，不重视应用效果，不想用、不会用的现象依然存在。“目前，宁夏各级各类学校有3406所，进入在线课堂平台的不到十分之一。”索峰说。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制作网络课件对教师而言是一种新的负担，应承认教师共享的劳动成果，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优秀老师制作优秀课件。“应当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学习资源输送到网络平台上。”宁夏教育厅副厅长郭坤宇说。
8 人才急缺！人工智能学院来了
在2018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上，一位参观者走过主题海报。李响 摄高校招生季，许多家长发现，不止一所高校的院系列表上出现一个新名字——“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发展之猛，潜力之大，已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这一朝阳产业如何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既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又能精准对接产业升级需求？人工智能学院，会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又一个加速器吗？
人工智能学院如“雨后春笋”
2017年9月，中国科学院大学率先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学院，此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10余家高校先后跟上，人工智能学院一时成为中国大学“关键词”。
这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供不应求的现实。据业内人士估计，人才数量缺口在百万级别。
业内人士表示，人工智能技术门槛较高，因此研发能力及实践经验兼备的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目标。目前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分散在高校的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等多个院系，毕业生难以具备人工智能领域的整体素养。
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已有71所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了86个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据悉，许多尚未成立人工智能学院的高校，也在大数据、计算机等专业培养方向中明确列出“人工智能”方向。
教什么？怎么教？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各校人工智能学院在人才培养方向上不尽相同。如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人工智能技术学院设立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基础、智能人机交互等6个教研室；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拟设立“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智能系统与应用”两个专业方向。
“人工智能属于交叉学科，任何一个高校都做不到囊括全部方向，要结合自身基础和优势来安排。”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党委书记彭冬亮说。
目前，国内多所高校正在争取将人工智能增补为一级学科。“人工智能成为一级学科，会大大促进高校相关教育资源的整合。”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吴飞表示，就人工智能高等教育而言，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同时起步，合理的顶层设计，将有助于中国人工智能教育提速发展。
人工智能学院的人才培养如何确保质量？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课程与教材是本科教育的“牛鼻子”，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时下，人工智能课程体系的设置仍具有突出的“美国印记”，斯坦福大学等学校已通过网络公开课等形式探索出一整套课程模块。“不仅我们的学生在学，老师和企业研发人员也在学。”吴飞说，在初创阶段，中国人工智能课程安排还应当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为主，逐步形成立足中国实际的优化方案。
据了解，为尽快补齐短板，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系列教材编委会，计划从2019年开始陆续出版一批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教材，覆盖人工智能核心理论和主要应用领域。
热潮中的冷思考
无疑，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才培养方向。不少教育界专家提醒，须冷静看待这股热潮，高校是否开设相关专业乃至建立相关学院、研究院，应有充分论证，尤其要避免“圈地思维”，避免一拥而上。
吴飞说，虽然高校有学科和专业设置自主权，但如果没有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良好基础，缺乏交叉协作环境，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就无法获得坚实支撑。
“学校设置人工智能专业，最重要的还是人才。我们专门颁布了一系列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的政策，为教师跨院系兼职提供制度性激励，这就促进了老师们从事人工智能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说。
为进一步弥补师资短板，许多高校都把人工智能列为全球人才招聘的重点方向，还有一些学校选择邀请企业人才来校任教，如重庆邮电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就与科大讯飞共同建设。
目前，“中国高校人工智能（AI）人才国际培养计划”已启动，5年内将培训500名教师和5000名学生。教育部还表示，支持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加大对人工智能领域相关学科的投入。
时政·财经
9 消费升级：新消费涌动中国
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消费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而且体现在结构上——新消费不断壮大。如今，“买感受，买体验，买心理慰藉”“剁的是手，玩的是情怀”“花钱买苦头”等新消费观念、新消费模式正闯入百姓日常，引领经济转型。
新消费潮流：买发展、买个性、买爱好……
排队打出租车，钱包塞满大把钞票，拖家带口逛电器行……这样的场景加速淡出国人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消费潮流。
从“买温饱”到“买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增幅仅为4.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7.8%。同期，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932元，增长7.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9.7%;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860元，增长19.7%，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9%。
当下不少民众外出吃饭时，素食店、沙拉店等成为首选;一些主打养生粥、养生汤的餐馆渐成消费者宠儿。在南京新街口某高档素食餐厅，56岁的南京市民蔡永勤说：“别看全是素的，价钱可不便宜，三四个人吃一顿也要四五百元。”
江苏省商务厅厅长马明龙认为，我国民众消费正经历新一轮升级，生存类消费占比逐渐下降，发展类消费占比不断上升，人们更愿意为健康、娱乐付出相应溢价，教育、医疗、文娱等渐成消费热点。
在苏州某外企上班的85后朱海是电子设备发烧友，无论是专业级摄影器材，还是智能穿戴设备，但凡新品上市，他必定“尝鲜”。“像我这样的骨灰级电子粉，身边还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钱提升自己的休闲爱好水平。”
从“跟风买”到“定制买”。讨厌眼影撞色、拒绝穿衣撞衫、害怕出门撞包……随着物质供给多元和自我意识觉醒，中国消费者不再热衷于以往的从众式消费，而追求标新立异的个性化特色，对自我符号的发掘和诠释更为看重。
江苏一位从事购物数据分析的专业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当下一些名牌、品牌商品降温，限量版、定制版、纪念版等小众消费异军突起。
根据胡润“中国高端旅游”报告，过去的3年，日本、韩国等传统旅游目的地受欢迎程度从58%下降到36%;非洲探险游、中东沙漠游等更加陌生和个性化的特色旅游，受欢迎程度从个位数提高到20%左右。
无锡一位32岁白领说，她每年在滑雪、探险、看小剧场演出和陶艺体验等兴趣爱好上的支出近3.5万元。“人云亦云的东西已经out了。”
从“群体买”向“族群买”转变。顺应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之变，中国出现越来越多新的消费族群。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释放，“亲子族群”催生了亲子游、亲子餐厅、亲子服装及配饰等一系列商机。
再如“越野一族”，他们走出家门、追求丰富多彩的户外体验。上海一位越野俱乐部负责人说，这一族群消费力不容小觑，越野车养护、专业户外装备及各类探险费用，一年加起来少说也要好几万元。
敷面膜、化淡妆、戴首饰……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后的“潮男”们，更愿意花钱打理自己的衣着和发型，并频繁出入健身会所和各种俱乐部。有机构研究发现，相对中国护肤品市场总体10%左右的增幅，“潮男消费”增幅高达24%。
新消费价值观：更注重心理和情感价值
苏州佳世达电通有限公司中国区产品开发中心智能方案事业群总监李兆平说，居民增收、中等收入人群壮大、自我意识觉醒等因素，是新消费浪潮形成的重要动因。
分众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认为，现代人爱美、爱玩、爱健康;怕老、怕死、怕孤独;缺爱、缺心情、缺刺激。在此意义上，消费的心理补偿比实际功能更重要。
刚刚从日本自由行归来的杭州某私企中层韩丽说：“砸两个月工资买名牌手包送给自己，作为努力打拼后的自我犒劳。”她说，生存不易、生活艰辛，“消费是自我疼爱的最直接手段”。
江苏一位心理学专家认为，新消费不仅提供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创造了抚慰心理和情绪的情感价值。
情绪调节、意志训练课程让不少人情愿付高昂学费“买清净”“找苦吃”。半月谈记者在苏南一家一晚住宿价格高达1万多元的养生酒店了解到，这里健康餐、冥想、静坐、呼吸调整等课程吸引了不少人参加。
某住店体验的白领表示：“钱多了、心累了，宁愿花钱买心静。”南京一位经常参加历险苦旅的企业高管表示，体验和经历可以融入个人血脉和生命旅程，商品却不能。
技术的升级和场景的颠覆，亦是新消费崛起的助推动力。随着民众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和细分市场活力的迸发，更多小众品牌、“网红应用”凭借炫酷技术和对前沿时尚的捕捉，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居上。在南京，HELLO KITTY、足球、普罗旺斯等主题鲜明的私人影院大受欢迎，每逢周末节假日，常常一房难求。
把消费升级转化为发展动力
我国的新消费时代已悄然而至。马明龙认为，顺应消费升级的大潮流，满足消费升级的各种需求，既是稳增长的持久动力，又是改善民生的现实路径。
然而，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中国高品质商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仍显不足，探索供给模式变革，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领跑作用，任重道远。
李兆平说，虽然中国制造企业数年前就提出“品质革命”，也出现一些高品质商品供应商，但仍无法满足居民对高品质商品的追求。2010年至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规模从1.3万亿元增长到7.6万亿元，增长近5倍，这折射出国民对高质量消费品的巨大需求。
在服务业方面，我国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行业有效供应依然捉襟见肘，境外就医、境外求学、境外旅游娱乐已经进入普通家庭，这使得2010年至2017年期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从151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359亿美元。
苏州采芝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储敏慧建议，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提质增效;加快建立与消费强国相适应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推动生产大国向消费强国迈进提供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呼吁，持续释放中国民众消费潜力，还须克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居民财富差距增加、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等障碍和挑战，尤其是要警惕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科技·文化
10 丝路青年，因农业科技而相聚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以来，位于我国第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始终坚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开展紧密合作，越来越多不同肤色、语言和文化习俗的留学生在杨凌相会，使其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一块高地。
相聚在杨凌
在不久前闭幕的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担任哈萨克斯坦参会外宾翻译工作的玛拉提，是一位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哈萨克斯坦人。
玛拉提认为，杨凌一片田园风光，远离大都市，且拥有中国著名的农业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认为，中国一些大城市诱惑太多，不太适合搞农业研究，杨凌则与众不同。”玛拉提说。
2017年4月，玛拉提曾作为哈萨克斯坦农产品深加工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短暂进修一周，对中国农业科研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印象深刻。2017年9月，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成功申请到了我国政府设立的“丝绸之路”奖学金，与杨凌“再续前缘”。
和玛拉提的经历类似，他的同胞茱玛目前也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就读。 “‘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和中国西北同属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条件、生态环境、动植物适应性等非常相似。而杨凌正是中国为探索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示范区。”茱玛说。
农业科技交流的“使者”
麦收时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巴基斯坦留学生萨贾德·拉扎戴着草帽、顶着高温下地收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一样，都是农业大国，种地时氮肥的用量特别大，这容易让土地板结，而且环境还受到污染，得不偿失。”拉扎说，测量试验田小麦对氮肥的吸收情况是他客串“麦客”的主要目的。
从2015年开始，他和同学们已经种了两茬小麦、三茬玉米，不仅要像普通农民那样“赶农时”，还要对比样本、分析相关数据并查阅各类文献。“虽然有时候很辛苦，但能脚踏实地地做些研究工作，为中巴两国农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心里还是特别知足。”拉扎说。
与拉扎的工作有所不同，玛拉提如今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筛选出马奶中的益生菌，并将其注入牛奶中，将牛奶“变成”马奶。这项工作虽然不需要脚踩黄土地，但同样需要认真和耐心。这两天，玛拉提经常和同胞王慧等人从上午8点一直工作到半夜。
玛拉提说，他们要从马奶的250种益生菌中挑选出最需要的9种。一滴马奶里面约有40种益生菌，想迅速提取、培养所需的9种益生菌，不仅要根据微生物的“作息时间”安排自己的作息，动辄昼伏夜出，而且还得期待运气的眷顾。
在王慧看来，之前中国的奖学金大多发给国外没有工作经历的学生，而“丝绸之路”奖学金则更偏重已有几年工作经验并希望在特殊领域继续深耕的人。“我们学成后可能还是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我希望能成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农业科技交流的‘使者’，帮助两国在农业更多领域中寻觅合作机会。”王慧说。
有互动，世界更美好
5月下旬，来自中国的57种农产品良种被播入哈萨克斯坦北哈州立大学的试验田里。同时，来自哈方的57种农作物种子也已开始在中国农科城杨凌生根、发芽。
北哈州立大学农学院负责人莎亚克麦托娃说：“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品质位居全球前三，我们想让这种优质小麦品种在中国尽快本地化，更好地满足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我们也希望将自己的试验田变成一个博物园，用以展示全球各地富有代表性的优质农产品。”
不久前，丝绸之路葡萄酒科技创新联盟在杨凌成立。该联盟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发起，由来自美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教单位、龙头企业等33家机构共同组建。
“现在，中亚地区以及世界上很多拥有种植葡萄生态禀赋的区域，种植技术落后，在葡萄酒产业化方面也困难重重。”亚洲第一所葡萄酒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院长房玉林说，“中国作为葡萄酒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有必要借助已经掌握的先进经验，让葡萄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全世界人民。”
从2007年至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招收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历留学生396名，其中来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学历生232名。莎亚克麦托娃说：“‘一带一路’倡议给了沿线的‘邻居们’携手发展共同增进人民福祉的机会，农业科技方面的交流互动，将有助于我们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生态·健康
11 不托人没法办转诊？大病保障患上“关系依赖症”
病魔来袭，能力范围之内寻求最好的诊疗是人之常情。然而，由于医保拨付、考核指标、学科发展等多重因素，转诊并不容易，甚至不找关系就办不下来。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不得不忍痛放弃转诊。
疑难重症找关系才办成转诊
2018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民张华（化名）的母亲在南昌市某三甲医院确诊患上了罕见的黑色素瘤。黑色素瘤是皮肤癌中恶性程度排名最高的肿瘤之一，病情发展极快，且容易远端转移。
张华询问得知，黑色素瘤患者一般都会选择前往北京、广东等地的两三家医院就诊。母亲确诊的医院2017年全年仅收治数例此类病人，而北京的一家医院设有专门的黑色素瘤科，每天挂号患者近百例。
按照流程，张华的母亲要到北京的医院治疗，首先要办理转诊申请。如未办理转诊，城镇职工参保患者治疗费用医保报销相比转诊要降低10个百分点。居民医保的影响更大，只能报销35%。
张华向母亲的主治医生咨询转诊事宜，医生说：“只办理过出院，办转院要去医院医务科领取申请表。”来到医务科后，工作人员告知“未办过转诊，只能办出院”，连申请表都没有拿到。
在医院办理转诊未果后，张华拨打当地医保部门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在医保部门也能领取申请表，但也要按照流程先通过医院相关科室、医务科的审核盖章，“我们只负责盖转诊申请表上的最后一个章。”
最后，张华辗转多人找关系，才联系到这家医院的一位内部人士，拿到转诊申请表，完成逐级审核。“如果找不到关系，也只能办出院，毕竟病情不等人。”张华庆幸自己尽管费尽周折，最终还是成功转诊。在北京，她遇到很多未能转诊的病友，只能自己多花钱，得不到本该享有的医保报销比例。
“转走花的钱，要转出医院负责”
转诊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有业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影响三甲医院之间转诊的关键，在于患者转诊所引发的一系列“账”。
为患者转诊开绿灯，意味着医院要为患者承担一定资金风险。张华向一位医生好友咨询转诊事宜。这名医生当面给医务科打电话，医务科答复：“患者转诊后去异地就医产生的可报销费用，一般由转出医院先行垫付，医院存在垫付后无法通过医保局审核结算的可能。”
这名医生对张华坦言，从医近5年自己手上只办过一例转诊，还是医院里的同事。“病情紧急，患者在转诊受阻情况下大多都会放弃，毕竟首先要考虑救治问题。”
一位任职院长十余年的医院负责人说，一般来说，治疗同一种疾病，一些大城市医院要比省内医院至少多花费30%左右，这意味着当地医保资金要支出更多。医保基金归地方统筹，在满足本地需求都紧张的情况下，管理部门当然不希望医保资金外流。
江西一设区市医保局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患者转诊难，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关于转诊转院率的考核指标有关。他认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设置这一指标，不是为了“卡”患者，而是约束一些在当地就能解决、浪费医疗支出的转诊转院行为。
“如果全部转走，医院在这一方面的学科就很难有进步。”这名受访的医院负责人还指出，没有大量的病例治疗积累，临床业务提升就无从谈起，医院留患者也有这个考虑。
能否转诊到底听谁的？
“能否治疗很难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有些病例省内医院的确可以收治，但治疗效果会存在较大差异。”一名医生的话让张华不禁疑惑，患者能否转诊到底有无标准可循。她带着母亲在北京求医，就遇到有病友因地方医院前期诊断或处理不当，导致病情延误或加速发展。
根据医院级别制定差异化报销比例，是推进分级诊疗、引导患者科学合理就医的重要举措。南昌市卫生计生委一处室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不同级别的医院各自功能定位不同，如超出诊疗范围必须转诊，而张华遇到的问题属于从三甲医院到三甲医院，在地位上双方属平级关系，能否转诊只能由就诊医院判断。
根据就诊医院的级别，实施差异化医保支付，忽略了当前各地医疗机构虽同级却不均质的现实情况。一名受访工作人员表示，受资源投入、群众就医信任度和就医习惯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同级别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可能存在较大差距。
江西某地市一家三甲医院副院长认为，医保差异化支付是为了减少一些原本在当地就可治疗，却因就医习惯和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不顾一切涌向大医院的诊疗行为，目的在于减少医疗资源浪费。“但对一些确有需要的重症患者，还是应从患者的病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处理。”
民生·社会
12 “消费返利”“虚拟货币”……花式传销还有多少新花样
黑莓加黄酒能抗癌?扶贫还要拉人头?买“空气币”可日赚8万……近年来，花样翻新、手段升级的传销骗局频频出现。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披着“花式”外衣的传销诈骗迷惑性强、诱惑大，治理还需多方合力。
既传销又诈骗，各种噱头无下限
江苏某市警方近期破获一起“假抗癌酒”巨额传销诈骗案，仅一年时间就有3万余人被骗。据办案民警介绍，该犯罪团伙先成立一家所谓的生物科技公司，将黄酒和黑莓原液勾兑成黑莓酒，虚假宣传成有抗癌功效的“神酒”，后又打着“神酒”旗号在全国20多个城市发展旗舰店、中心店、社区店和下级会员，通过各级拉人头，一年时间就收取认购金和加盟费达3亿元。
半月谈记者发现，该团伙还欺骗3万多人在非法网上交易平台开户交易，并进行后台操控，致使大批参与者血本无归，涉案金额超5亿元。数十位想要“维权”的参与者向半月谈记者哭诉，“现在感到后悔莫及”“不该被‘财富梦’洗脑”“原来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传销诈骗”。
受访知情人士表示，类似传销诈骗一般专盯法律意识较淡薄的中老年人下手，除了运用“发展下线获利”的洗脑方式外，往往还会通过“提前送礼”“邀请参观”“增加复杂概念”等手段迷惑参与者。
近年来，“消费返利”“网络游戏”“扶贫项目”“虚拟货币”等各种噱头的传销诈骗层出不穷。“现在的传销诈骗进入电子商务、虚拟投资等领域，目前利用区块链概念的传销平台可能就超过了3000家。”一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律师如是说。
套路多“迷人眼”，难辨且难管
“人们关注健康和美丽时，他们就卖假劣保健品和化妆品;政府进行投资开发时，他们就鼓吹‘纯资本运作’;互联网盛行时，他们又开始玩弄网络概念。”某知名大学法学院教授表示，传销诈骗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异，“社会流行什么，他们就立即跟进，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传销诈骗与移动互联网联系紧密，使得集资方式套路更多。某互联网公司反诈骗实验室安全技术专家分析称，2017年互联网传销平台数量占比超60%，犯罪分子借助微信群、QQ群等媒介发展下线，让受害者通过移动支付、虚拟币等交易。
该专家认为，打击这种新型传销诈骗面临着“四难”，即识别难、定性难、预警难和处置难。由于传销诈骗参与人数众多，金融业务存在混业化、多元化、跨地区的特点，增加了规则适用的不确定性。
部分受访民警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参与者在案件中不愿意举报是常见现象，许多人在推荐“人头”后也得到了一些提成，只要不崩盘就不会“受害”，因此存在明知是骗局，仍想在崩盘前再赚一把的心态。
多措并举铲除社会毒瘤
各地常有打击传销诈骗专项行动，但如何保持治理长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黄芳表示，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形成工作合力，既要严格把握市场准入标准进行严密的行政监管，也要明确职责权力，“该移送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罚代刑”。
同时，应鼓励政府与相关单位平台信息共享，协同合作。比如，某知名互联网公司今年6月推出微信小程序“灵鲲金融风险查询举报中心”，揭露各类金融传销诈骗行为。该公司相关团队介绍，这一平台能将执法部门的“云上稽查系统”与公司的“网络传销态势感知系统”进行技术对接，开展线上监测、数据传输等工作，并能够充分利用典型案件、热点事件等，帮助公众增强反网络传销意识。
业内人士指出，工商、公安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应线上线下开展常态化、长效化综合治理，做到“线上监测、线下实证、多措处置、稳妥善后”。各地要持续开展“无传销社区”创建活动，创新宣传方式，引导建立“无传销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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